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中国拉美化？
许波/华盛顿
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世界舆论惊叹中国连年不衰、一枝独秀的经济繁荣；国际社会也对一个大国的全面崛起刮目相看；许多中国国内人士更是沉浸在“经济奇迹”和“太平盛世”的喜悦和自豪之中。但是一些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走向的中外有识之士提醒中国决策阶层，当前要特别警惕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丁美洲化倾向。他们指出，中国的发展已经逼近了一个临界点，走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就有可能向社会稳定、共同富裕的当代欧美国家的方向发展；走不过这个临界点，中国就会沦为政局动荡、贫富对立的当代拉美国家。
一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紧要关头
继中国政府七月份公开承认去年中国贫困人口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上升趋势之后，国际货币基金会近日发表报告指出，中国的失业率继续攀升，农村劳动力过剩情况严重，城乡差别和贫富距离仍然在不断扩大。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去过那里的人无不为东部沿海城市地区繁荣发展和内地农村地区的赤贫落后所产生的鲜明对比而留下深刻印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索林格尔说，由此产生的贫富分化正在成为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富人通过经营通常得到政府支持的工商业而获得财富，他们通过社会关系拥有获得各种机会和资金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城乡居民失去了农村的土地或城市里的工作，从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贫富差别正在中国迅速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在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均收入超过1千美元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并不显得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陆学艺指出，如果中国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但是中国官方的《燎望》杂志旗下的东方周刊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临界点不在于人均产值是否达到1千美元，而是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以及国家能否顺利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文章以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危机为例。1929年十月之前的美国经历了连续多年的经济繁荣，10年间美国经济规模增长了50%以上，年平均增长率近4%。面对迟迟不来的经济危机，媒体和经济学家不断宣扬永久繁荣的乐观情绪；而政府官员则向公众允诺每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的美好前景。但是另外一些不和谐的经济数据被忽略了：农业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16%，农民收入仅为美国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开始大量破产，贫富差距由此大幅度拉开。同时城市失业率也大幅度增加，最高时曾达到25%。在经济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有60%的家庭挣扎在温饱线上。
就在这时，一个让美国人永远铭记的黑色星期四从天而降，1929年十月24日，纽约市场股价狂跌，股市崩盘，触发了让美国10年不能恢复元气的经济大萧条。
文章告诫人们，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遇到一个临界点，这就是1929年美国所经历的那个危机点。能够渡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而无法渡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欧美国家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而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拉美国家却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不前。
东方周刊的文章指出，理解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个临界点，就容易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从社会贫富分化、失业率、农业发展状况以及农民人均收入占社会平均收入的比重等一系列现象来看，都和美国1929年和今天的拉美国家极为相似，似乎预示着中国进入了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临界点。
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索林格尔不喜欢用“拉美化”一词来预测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她表示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这样用词并不一定准确。索林格尔说：“我认为‘拉美化’不是很准确的用词，我也没有看到中国目前的发展正在面临某种转折的关头。中国贫富分化正在日趋严重，这的确是事实，但是我并没有看出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倒退的危险”。
但是大多数观察家和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拉美化”是否适用，中国目前的确处于一个紧要的发展关头，这是无庸置疑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亚太地区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说：“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政府现在面临一个转折关头，必须承认并且确保人们的财产权。这反过来要求政府实行更完善的法治，建立更有效的行政体制和透明度更强的决策机制。”
北京领导人似乎也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年初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中国进入了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二
中国农村的贫困化
纽约时报以“浪潮”来形容中国农民进城打工的滚滚洪流。报道指出，持续多年的农民工潮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速度和数量举世罕见。据官方统计，迄今已有超过1亿1千4百万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这还不包括数千万随同他们进城的家属。专家预计，到2020年，农民工数量将超过3亿人，最终达到5亿。目前，仅上海一地就吸引了300万农民工。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一篇题为“拉美化的中国”的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农村贫困化的加剧和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扩大，大批农民进城寻找生路和机会，成为城市的边缘化人口，加剧了中国社会原有的城乡差别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拉美化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文章的作者之一、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博瑟姆多次访问中国，他对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的相对落后局面非常了解。他说：“农村的悲惨景象正是迫使农民进城的驱动力。尽管我们看到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极为艰难，但是他们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表明他们在城市里仍然要比在农村的生活好得多。”
文章指出，农村小规模的家庭农业分散而落后，而乡镇企业近年来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经济效益日益下降。这些都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的日益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农村人均年收入目前只有317元人民币；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由80年代中期的1点8比1扩大到去年的3比1，恰好是美国1929年大萧条前夕的比例；2000年到2002期间，42%的农户的收入绝对值下降；政府今年七月公布的报告指出，生活在官方制定的年收入617元人民币的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数增加了80万，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人口的首次增长。
与此同时，农民面临的种种苛捐杂税使中国农村的问题更为突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博瑟姆指出，与农民的收入相比较，摊派到他们头上的名目繁多的税费是完全不合比例的。他说：“各种赋税和杂费被任意摊派到农民头上。最近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并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农民的赋税沉重，但是地方政府对农民提供的服务却非常不健全。农村的教育、卫生状况极差，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几乎完全不存在。”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报告指出，如果把各种补贴和社会服务项目以及赋税问题考虑在内，城乡收入的差别就不是3比1了，而是猛增到5比1或6比1。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出现的“圈地”现象进一步推动了农民工进城的浪潮。地方政府和企业非法占用农田，兴建商业娱乐设施，导致大批农民丧失了土地。除此之外，政府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允许土地在一定范围内转让，也加速了农民和土地相剥离的过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赫金博瑟姆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农场经济转化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由此产生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却加剧了中国固有的社会问题。他说：“由此产生的副作用是许多小土地占有者纷纷转让自己的土地经营权，然后涌入城市，从而加速了农民进城以及城市化的进程。”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96到2003年期间，中国共丧失670万公顷的农田，而每一亩土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就会有1到1点5个农民丧失土地而涌进城市。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对109名全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人员和法律专家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其中73%的人表示，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所谓“三农”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专家指出，过去20年来，尽管中国经济每年以7%以上的高速度增长，但农民却成为受益最少的社会阶层。
三
中国的农民工浪潮
九月初，中国青年报报道了由98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草拟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在2010年前后将进入“危机多发期”，社会、金融和经济三大领域最有可能出现危机，而腐败问题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报纸援引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的话说，包括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以及缺乏生活基本保障等问题在内的社会危机格外引起各学科专家的关注。
中国专家担心的问题恰好正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九月发表的“拉美化的中国”一文所关注的重点。文章指出，农村的贫困化使得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的基本选择，但是在中国南北各地涌动多年的“民工潮”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城乡贫困以及失业等问题，反而使中国决策人士面临着一个新的严峻考验：如何解决民工潮冲击下的城市问题。文章引述的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城市人口每年增加2.5%，而印度城市人口的增长率仅为0.8%。官方预计，从2004年到2020年，至少还要有三亿农民涌入城市。文章的作者之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博瑟姆向美国之音表示，大批农民工成为新的城市平民阶层，给原本就非常严重的城市问题带来新的压力。他说：“这些农民工涌入中国城市，创造了城市人所享受的社会财富。但是目前，这些农民工却不能享有任何社会服务和福利项目，而事实上这些社会服务和福利项目许多都是间接建立在农民工所创造的财富的基础之上的。”
农民工在城市的悲惨生活多年来一直是媒体关注的重点，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至今没有多大程度的改善。“拉美化的中国”一文详细列举了种种不公正的现象，其中城镇户口问题就象套在农民工头上的枷锁，使他们在城市里沦为下等人，永无出头之日。赫金博瑟姆说：“那些有城市户口的人拥有享受社会资源的特权，并拥有农民工所不具有的社会特权。农民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他们不能申请固定的工作，不能享受同等的工资待遇；他们不能贷款买住房，他们的子女上学要缴纳高额学费；他们的劳工权利经常受到侵犯，工资经常受到拖欠，甚至工伤赔偿的标准都和城里人不一样。”
据中国青年报统计，农民工的生产条件极为恶劣，仅珠江三角洲一地，农民工每年因工伤而被切掉的手指头就达3万根以上。当地仲裁部门以农民工家乡生活费用较低为理由，规定每根手指头的赔偿价格仅为5百人民币。但是即便如此，许多雇主仍然拒绝赔偿。
农民工浪潮在中国各个大中城市里都留下了痕迹：一方面以农民工为主的建筑工人正在推倒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大片棚户区，代之以高楼大厦；另一方面，逐渐成为城市半数人口的农民工为了在城市立足，又建起了新的、更为简陋的棚户区。拉美国家到处可见的贫民窟已经在中国城市隐然成型。夏威夷大学中西方研究中心亚太问题研究员麦克纳利说：“中国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大批农民工从农村涌进城市，逐渐改变了城市面貌，他们在城里建起类似平民窟那样的住宅区。”
农民工浪潮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并为中国以密集性劳动力为特色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与此同时，民工潮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文章指出，如果处理得当，农民工有助于中国创立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众多备受歧视的农民工和原有的下岗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汇合到一起，构成一个永久性的社会下层阶级，使中国贫富分化的现象更加严重。
四
中国拉美化的前景
随着中国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越来越不满现状，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据新华社主办的了望周刊披露，去年，中国各地共发生5万8千多起聚众抗议事件，相当于10年前的6倍多。美国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唐纳指出，自从中国政府1993年开始统计这些数据以来，骚乱每年都以9%-10%的速度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中，有大约5亿8千3百万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其中更有至少两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连一美元都不到。学者指出，近半数人的极度贫困化使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东亚地区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亚太问题研究员麦克纳利说：“中国工业的强劲增长远高于大部份拉美国家，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却经历了韩国、台湾等东亚主要工业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现象，那就是居民中出现的迅速扩大的贫富分化倾向，这种倾向在城乡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拉丁美洲化的中国”一文指出，中国乡村的极度贫困仅仅是目前危机四伏的城市危机的先兆。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区的农民工同时也在社会权利方面成为城市的边缘化居民。他们正在为居住权利、法律地位、以及平等的工作机会、受教育权利等社会福利待遇而抗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伯瑟姆认为，中国城市近年来出现以及未来面临的问题已经显露出拉美化的倾向。他说：“拉美化社会指的是类似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拉美化同时也包含政治含义，意味着城市中的富人和特权阶层与贫民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对立局面。中国城市千百万农民工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使中国不可避免地染上这种‘拉美病’。”
中国大陆的学者也看到了农民工问题的危险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长陆学艺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指出：“一个亿的农民工将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带到了城市，有人看不清问题的实质，反而说外地人引起犯罪率上升。我们创造了许多“有特色”的东西，现在证明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拉美化社会呢？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索林格尔认为， 拉美化的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她说：“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都和中国不同，比如说，那里通常都有强有力的军事政权统治，通常都有从事工商业活动并且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富人阶层。穷人生活在都市贫民窟里，和富人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尽管中国正在出现贫富分化，但是我没有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拉美化特点。”
但是旅美华人学者、当代中国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拉美化社会的许多特点中国都已经具备，权利和金钱相勾结的腐败现象有目共睹，贫富差别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他说：“所谓拉美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城市贫民窟化。中国城市当局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驱逐流动人口，中国早就贫民窟化了，温家宝今年春天曾专门派人去拉美国家考察贫民窟问题，证明中国政府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有关农民工对中国城市造成的压力，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亚太问题研究员麦克纳利认为，最近盛传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有扭转的趋势，这对于提高农民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一个好消息，可以缓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他说：“中国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剩余劳动力有可能被用尽。中国正在出现范围极其广泛的工业化现象，而大部分行业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最近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紧缺的现象，这有助于对于改善农民工的人权状况，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从而避免中国出现拉美化的局面。”
但是大部分学者对于农民工地位的改善不抱乐观态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博瑟姆认为，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个别地区和特定时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长远来看，任何工业化进程也难以消化象中国农民这样庞大的劳动力大军。赫金博瑟姆进一步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只靠经济手段是不够的，社会公平有时需要用政治手段来实现。他说：“东亚国家多年来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发达国家过渡的成功模式，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这就是韩国和泰国的模式。中国领导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始着手加以解决。但是他们近年来似乎没有象亚洲一些成功转型的国家领导人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迷思
若思/华盛顿
中国近年来在经济上的崛起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瞩目，也使外界对中国产生了推崇与畏惧两种反应。美国权威人士指出，这两种反应都忽略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严重不足以及美国从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中所获得的战略好处。
一
自从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多年来，中国经济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根据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的统计，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所吸引的外资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与此同时，中国也变成了世界工厂，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地球的各个角落。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乔治·吉尔伯伊在《外交》杂志发表的题为“中国奇迹背后的迷思”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国际上目前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非理性夸大导致很多外国投资者急于抓住与中国企业合资的机会，而不顾这些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如何；另一种是对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与发展潜力的过高估计使“中国威胁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中国最终将会利用它在贸易和技术上的优势，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对美国构成威胁。文章表示，这两种反应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忽略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严重不足。
目前在中国的一家外国企业中担任高级主管的吉尔伯伊指出，由于北京迟迟不推行政治改革，已经产生了两个严重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为了制止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私营领域的崛起，中国政府极力扶持国有企业，并推行有利于外资的政策。这导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工业品出口中占据领先地位，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中也取得了重要的位置。结果，中国的工业领域只剩下效率低下、但仍具实力的国有企业和技术上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外国企业，而中国的私营企业到目前为止还不具备与这两类企业平等竞争的能力。
第二种结果是，中国没有改革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中滋生出一种追求短期利润、地方自主和经营过度多样化的“企业文化”。文章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培养与上级官员的特殊关系上，拒绝建立横向联系，放弃了为长远利益进行的技术发展和投资。
吉尔伯伊在“外交”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高新技术和工业品出口目前仍然由外国投资的企业所主导，中国的工业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来发展生产。同时，中国企业极少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吸收进口的技术。这使中国企业不可能很快成为全球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不过，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虽然跟外国企业比起来，中国公司的技术水平目前还不算高，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他说：“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中国)工人的生产率，也就是每人每年、或每小时的产出提高了6%到7%，这是相当大的增幅。这个数字包括中国所有的公司。由于外国公司的雇员在7亿中国就业队伍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如果中国公司的技术水平没有大幅度提高，每人每年的产出不可能提高6%或7%。”
总部设在罗德岛的咨询公司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认为，这篇文章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不肯为长远利益进行投资的分析是正确的。甘布尔表示，国有企业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可能有优异的表现。他说：“因为它们不能有效地分配资金，没有能提高公司效率的、经济上的反激励措施。换句话来说，它们不能裁减员工，企业不能宣告破产。企业被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国营企业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乔治·吉尔伯伊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制止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私营领域的崛起，中国政府极力扶持国有企业，并推行有利于外资的政策。这导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工业品出口中占主导地位，使中国的工业领域只剩下效率低下、但仍具实力的国有企业和不能与这两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私营企业。文章说，目前，中国公司仍然依赖进口的外国技术和零部件。这种状况严重限制了中国技术力量的成长。
吉尔伯伊还列举了具体的数据来说明他的观点。他指出，2003年，外资企业的出口在中国的全部出口中占55%的份额，而外国公司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更为明显。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二十倍，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窜升到79%。
此外，计算机及零部件和外围设备的出口也从七点一六亿美元猛增到四百一十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74%攀升到92%。同时，自从1993年以来，中国电子与电信设备出口增长了七倍，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45%上升到74%。
吉尔伯伊说，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根据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在台湾工业品出口中只占20%，在韩国占25%。而在泰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从18%下降到6%。
密西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部高级主任。李侃如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这篇文章如实反映了中国机械制造和制药等领域的现状。不过他表示，很多中国公司目前仍然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
李侃如说：“不幸的是， 很多中国公司主要非法地使用别人开发的技术，而且主要寻求在价格上与其他公司竞争。在短期内，这种作法可以让这些公司得到好处，赚到钱；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他们的产品会永远落在人家的后面，中国企业本身在国际上也不会具有竞争力。”
李侃如教授说，如果中国希望打造技术上先进的公司，就必须在资源开采以外的工业领域，建立起自己的研发能力，因为国际上的竞争现在越来越多地靠先进的技术来推动。
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说，正象文章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企业目前只跟自己熟悉的人作生意。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合同的执行得不到保障。甘布尔说：“在中国，由于共产党控制着法律，人们只跟同自己有关系的人作生意，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肯定能把钱拿回来，能继续作生意，继续有客户。就像作者指出的那样，结果是纵向的经济整合。人们没有动机与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其他城市和省份的人作生意，因为不认识他们。他们不一定能遵守合同，不一定能为投资产生回报。”
甘布尔表示，在中国，由于人们没有法律来保护自己，只能跟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作生意，这导致效率低下。
那么，中国是否出现了一个经济奇迹呢？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说，中国经济的崛起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谈到他和一位同事出版的新书“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这本书目前正由中国方面翻译出版。
沃尔夫说：“我们在书中指出，一方面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杰出的、非常显著的。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平均每年8%到9%，这是不同寻常的，几乎是日本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济奇迹’时期增长的两倍。但是同时，中国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在金融领域，在腐败方面，在失业方面，无论是公开的失业率还是隐蔽的失业率，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艾滋病毒和其他流行病方面， 在水资源方面，能源的短缺等等，都有问题。”
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级官员的哈维·费尔德曼也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目前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费尔德曼也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它的发展状况仍然不稳定。
费尔德曼说：“中国不良贷款的比率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38%。这个系统基本上是靠中国人极高的储蓄率来维持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是贷款给政府，不要任何利息。”
费尔德曼说，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86%的工业品供过于求。有些工厂的产品没有销售出去，只存在仓库里，却被算进了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费尔德曼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数字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
三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近年来中国已经被许多人称为“全世界的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及全球的各个角落，甚至充斥着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街小巷，更不要说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目前，中国已经越过日本、成为与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对华贸易赤字也打破了美国有史以来与其他国家的赤字记录。
鉴于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里流失了一百多万个就业机会，美国的工会和一些行业组织惊呼，中国的廉价商品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导致美国出现就业机会外流的现像。这些团体认为，是中国政府人为压低人民币的币值，导致美中贸易创下破记录的赤字。因此，它们联手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敦促中国政府把人民币升值，或是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他们也要求美国政府对不断涌入的中国商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乔治·吉尔伯伊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美国不应当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感到畏惧，因为美国能从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得战略上的好处。文章说，根据跨国投资公司摩根·斯坦利的统计，自从1978年以来，廉价的中国产品已经使美国消费者省下大约1000亿美元。而波音、福特、通用汽车、IBM、英特尔、摩托罗拉等大型美国工业公司每年能从购买中国这类低收入国家的零部件里省下数亿美元。这使这些公司能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目前在中国的一家外资企业中担任高级主管的吉尔伯伊说，中国不仅是个出口大国，它的进口能力也在不断加强。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为国内市场进口的商品总额已经从400亿美元攀升到去年的1870亿美元。如果把为出口进行加工的进口商品排除在外，中国去年的对外贸易有50亿美元的赤字。而在5年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有200亿美元的盈余。
吉尔伯伊还表示，中国也是美国产品的巨大市场。他说，虽然美国的出口近年来停滞不前，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两倍。仅仅去年一年，美国的对华出口就增长了28%。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对中国航天产品的出口去年达到20亿美元。这个数字占美国航天产品出口总额的5%，与美国对德国出口的航天产品的价值不相上下。此外，美国芯片制造商去年也向中国出口了24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品，与美国向日本出口的半导体产品旗鼓相当。
不过，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级官员的哈维·费尔德曼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费尔德曼说，对美国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说：“我们向只有1200万到1300万人口的比利时出售的产品都比我们卖给中国的商品多，而中国却有13亿人口。”
费尔德曼表示，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说：“中国正在向俄罗斯购买驱逐舰，那些驱逐舰是俄罗斯人专门为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而设计的。中国正在向俄罗斯购买噪音非常小的潜水艇，那些潜水艇也是为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而设计的。中国在台湾海峡对面部署了550枚导弹，台湾海峡也存在很大的、爆发冲突的危险。 而美国则有可能卷入这场冲突。我看不出中国的崛起怎么一定会对美国有利。”
然而，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并不这么看。他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市场。我们能从进口的中国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中获益。从长远来看，中国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市场。”
兼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沃尔夫说，国际媒体中存在着一场关于全球经济的辩论。一派人认为，全球经济的总量是维持不变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壮大了，其他国家经济成长的空间就小了。另一派则认为，全球经济在不断扩大。沃尔夫说，他倾向于后者：“随着中国的成长壮大，它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我们有利的、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产品的来源，也为我们的产品提供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市场。同时，它也为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展现了日益增多的机会。”
四
在中国一家外资企业担任高级主管的吉尔伯伊表示，此外，中国还允许外资向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接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资本，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在1945年到2000年期间所接受的外资的十倍。根据中国商务布公布的统计数字，美国公司已经向中国的4万多个项目投入400多亿美元的资金。吉尔伯伊说，考虑到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它不可能像日本和韩国在快速成长时期所作的那样，把国内市场保护起来，留给本国企业。吉尔伯伊表示，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进口大国，中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许多领域都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的密西根大学教授李侃如基本上同意吉尔伯伊的观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在很多方面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是世界上的两大主要经济体。显然，美国经济的规模目前仍要大得多。美国能从全球经济的成长中获益，而中国在发展国内市场、开发新产品、改善市场环境方面对全球经济的成长做出了贡献。这对美国有利。”
不过，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部高级主任李侃如教授说，中国经济的成长壮大是否对美国有利也取决于中国的企业是否遵循其他国家所遵循的市场准则：“我心里仍然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中国是否会发展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的公司，这些公司对世界经济有利， 根据所有其他国家所遵循的市场和行为准则来竞争。如果总的来说中国公司趋向于通过非法获得人家的知识产权、或是依靠政府提供的补贴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会产生破坏作用。”
总部设在罗德岛的咨询公司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是一个制造出口产品的好地方，但是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却很困难。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的法制不健全。中国的地方政府可能会制定对外国公司和来自其他省份的企业不利的法规，为它们进入当地市场设置障碍。同时，外国公司要在中国市场上与中国的国营企业竞争，而那些国营企业不一定需要获取利润。甘布尔说：“我要同国营企业作生意，这些国营企业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存活下来的。我跟他们竞争，他们却不需要获取利润。他们可以降低产品的价格。”
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甘布尔指出，美国公司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国营企业不用为资金支付利息。它们从国营银行中获得贷款，不需要偿还。而美国公司却要为所有的贷款支付利息。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甘布尔举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例子。他说，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量一直没有上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要卖车就要能为买车的人筹措资金，给他们贷款。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汽车公司不一定能收回贷款，因此它们就不敢贷款给买车的人。同时，有的中国公司不费吹灰之力窃取了通用的发明创造。同时，由于它们是国营企业，不需要获取利润，还可以取得无偿贷款。甘布尔说，通用在中国市场上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竞争对手，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甘布尔表示，中国虽然有潜力成为美国公司的大市场，然而对于想在中国出售产品的美国公司来说，却不是一个好环境。
五
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崛起令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人士担心，中国会成为一支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但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乔治·吉尔伯伊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由于中国的工业目前仍然严重依赖外国技术和资本，同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和企业文化也限制了中国企业迅速吸收和扩散外国技术，因此中国可能只是像巴西和印度一样，是个一般的新兴工业大国，而不是亚洲的技术和经济巨人。
在中国一家外资企业担任高级主管的吉尔伯伊指出，考虑到中国的这些局限性，美国无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还是在提高关税的问题上，都应当拒绝保护主义。吉尔伯伊说，华盛顿应当推行与北京进行战略接触的政策，协助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的密西根大学教授李侃如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说：“我认为美国应当继续积极鼓励中国方面竭尽全力来履行它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的承诺，那些承诺推动中国经济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坚决支持履行这些承诺，问题是他们是否有能力改变整个制度来履行这些承诺。这是一个政治进程。我认为美国应当继续鼓励(中国)推进这个进程。”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部高级主任李侃如教授说，当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发现中国方面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时候，应当严正要求他们予以纠正，因为这样作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
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美国应当鼓励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他说：“在经济方面，我认为我们应当推行开放的政策，敦促中国保持和改进对外国投资有利的商业环境。这意味着实行法治，保护产权，建立一个能解决合同纠纷和其他(经济)纠纷的司法系统。”
兼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沃尔夫说，同时美国本身也应当采取开放的投资和贸易政策。他表示，一年多以前布什政府对进口钢材施加高额关税的作法就偏离了这一政策。
总部设在罗德岛的咨询公司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则表示，美国尤其应当在法规方面与中国进行接触，而贸易中最重要的法规就是世贸组织的法规。他说：“美国应当坚持要求中国和中国公司遵纪守法。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同他们进行贸易，我们将动用我们的知识产权。他们如果不守法，将受制于美国法律和司法制度，或是通过世贸组织解决贸易纠纷的机制来解决。”
对于美国是否应当敦促中国方面调整人民币币值的问题，兰德公司的沃尔夫说，华盛顿应当作的不是要求调整人民币币值，而是鼓励北京放松对资本的控制。目前，资本帐户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沃尔夫说：“我们应当敦促中国方面放宽对资本的限制，这样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人有机会把他们的资产投资于其他货币，取得美元、欧元或日元资产。那时持有人民币的人对外汇将会产生需求，使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处于比较适当的水平。”
沃尔夫说，这样作比人为地改变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要好。不过他也强调，中国并不需要马上放开资本帐户。对此，新兴市场战略公司的总裁甘布尔表示，考虑到中国银行界的脆弱状态，中国不能立即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他说：“一旦(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将会出现大量的资本流动，既有流进的，也有流出的。大 量资本的流出特别令人担心。如果他们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政府会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因为可能会有数量极大的金钱流入中国，这是好事。可是，也可能有数量极大的金钱流出中国。这可能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危机。”
甘布尔认为，届时中国的银行体系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针对美国一些人士声称中国进口产品导致美国工人失去工作的问题，甘布尔表示，低技术工作流向低收入国家是大势所趋。美国应当作的是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使他们能从低技术工作转向高技术工作。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四方集团取代七国集团？
木风/华盛顿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现有的国际经济协调组织似乎已经落伍。为此，有专家大胆提出建议，建立由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组成的四方集团来取代现有的七国集团。
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大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到，现有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几乎完全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的情况已经不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现实。专家们多次表示，无论工业七国首脑会议，还是其它重要的国际经济协调机构举行的会议，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很多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英美专家大胆建议，组建一个由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组成的四方集团，来替代西方的“工业化七国集团”。
至于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20国集团，报告认为，20国集团虽然在制定议程的时候会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但它的效率低也是明显的弱点。
提出建议的有四位专家，他们是美国财政部国际部前负责人杰夫里·谢弗，英国财政部国际金融部门的前负责人尼格尔·威克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彼得·凯南和瑞士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维普罗茨。
这四位专家在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际经济框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七国集团正在丧失其对世界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个集团的合法性和代表性都在下降，它的制定国际经济议程的能力也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报告要求七国集团把它的主导作用转交给四方集团和另外一个15国委员会，让它们来负责制定范围广泛的全球议程，比如金融监督、债务国和债权国关系等众多的领域。
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这个新建议大胆而必要，但是要实行起来肯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工业七国的成员将因为被排除在新的四方集团之外而反对这个建议。
但是，报告作者之一，英国财政部前官员威克斯表示，现有的体系无法维持下去，国际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世界经济舞台上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并涌现了新的演员。威克斯警告说，“如果七国集团不肯放手对议程的控制权，那么世界经济的管理的效率将会越来越差。”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和加拿大。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离奇的西藏经济
雷禄思/拉萨
中国蓬勃的经济似乎成了进一步加强控制西藏的有利工具。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对西藏的大量投资正提高赤贫西藏人的生活水平。但是批评者认为，西藏人除了看到大笔资金涌入外，本身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中国当局组织外国记者团到西藏参观了一片拥有536个单位的住宅公寓群。这里有人工湖，有彩绘的柱子，还有很多玻璃和钢筋水泥。这种景象在经济继续蓬勃发展的中国东部城市非常普遍。但是，这里是人口只有三万人的小镇巴邑-位于喜马拉雅山东部和横断山脉之间靠近缅甸边界的地方。
当地的建设局局长易向辉向来访的外国记者团解释说，这个公寓住宅群的建筑资金大部份来自中国富裕的省份。他说：“富裕而且工业化的广东省政府为此提供了两百多万美元。”
这个公寓住宅群是西藏部份地区里许多可供参观的地点之一。中国外交部官员带领一团外国记者前来参观，否则外国记者是不能自由到这个严密控制的地区旅行的。这种每年一度由政府控制的旅行的目的，是为了向外国媒体展示西藏在中国统治下，也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欣欣向荣。
易向辉说，这个特别的公寓住宅群的未来住户大部份是政府员工。他们当中许多是正在大量移居西藏的汉人。这些移居西藏的汉人大部份是技术工人，但是也有商人。虽然政府官员声称巴邑的人口中有54%是藏人，但放眼四周，却大部份是汉人。
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西藏首府拉萨。长期居住拉萨的人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拉萨设立，越来越多的汉人移入拉萨，拉萨的藏族人口比例正在缩小。过去图片上显示从前达赖喇嘛居住的宏伟的、被山顶积雪的大山环绕的布达拉宫，现在多半被钢筋水泥建筑以及闪烁着中文招牌的霓虹灯所掩盖。至于这位西藏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现在则流亡印度。
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西藏的生意似乎相当兴隆。时髦的商店里可以看到中国妇女穿着西方式的时装，但是却看不到西藏人在里面工作或购物。在这些商店外面，一个乞丐唱着藏语歌曲，向观光客或路人乞讨。他的名字叫路铎。今年37岁。但是满脸的皱纹，灰白的头发，以及弯腰驼背，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他告诉记者说，他不工作，他宁可把时间用来在街头祈祷。他表示，他不敢想像去找工作，因为他不会说汉语，而且是文盲。
但是两条街外，中国人和外国人则坐在装璜讲究的咖啡馆里，一面听着西方音乐，一面啜饮进口的啤酒。这家卡啡店老板是今年27岁蓄着长头发的音乐家。他和女朋友一年前从山东来到这里。所有的店里员工全是中国人。他解释为什么这里没有西藏人工作的原因。他说：“这里缺少人力资源。大部份人没受过教育。有些人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在稍后的交谈中，他则显露了一些在西藏的汉族生意人对藏人的传统看法。他说：“乞讨是西藏文化的一部分。藏人都不想工作。”
中国共产党军队于1950年进入西藏时，自认为是来协助西藏人克服贫穷和闭塞的。毛泽东当时誓言要将道路、医院、和学校带进这个中国最落后的地方。
咖啡店老板表示，他也是带着仁慈的使命来的。他把许多他店里的盈余捐献给一家收容西藏儿童的孤儿院。他表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教育是西藏人的唯一希望。
但是汉人的这种施舍态度却使得西藏人感到愤怒。此外，西藏人也担心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移入，终将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少数。
尽管对汉人移民西藏有减税和低息房屋贷款等优惠，但是中国政府却否认进行任何有组织的运动来方便汉人移民西藏。一名官员表示，如果汉人主宰了当地的经济，那是因为[自然的市场力量]。但是国际支援西藏运动的活动人士却指控，中国对西藏的大部份新投资，对汉人移居者的帮助远比对西藏当地人要多。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美国考虑限制进口中国纺织品
张佩芝/华盛顿
美国高级贸易官员九月在北京表示，如果美国纺织品制造商有充足理由和证据，证明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之后，中国纺织品会大量涌入并对美国纺织业造成巨大冲击，华盛顿将通过施加进口限制的方法落实贸易保护措施。
最近有越来越多迹象显示，美国可能会考虑纺织品产业的要求，在明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对来自中国进行的纺织品施加严格的进口限制。美国零售商和进口商对这个消息感到失望，并表示布什政府的这个决定违背了之前的承诺。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次长阿尔多纳斯在即将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再次表示：“纺织品产业已经表示计划向政府递交请愿书。他们当然有权利这么做。如果证据充足，我们将会执行我们的贸易法规。”不过他说，“我们并没有像谣传的那样要求中国进行自我限制。世贸组织不允许成员国进行自我出口限制，所以这不是我们和中国协商的内容。”在此之前，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明，“当我们的纺织品产业把这些有证据证明的案例提交给我们时，我们将采取措施对他们进行保护。不要对这个举措感到惊讶。”
这项消息对美国的纺织品制造商来说是个好消息，不过代表美国零售业利益的美国全国零售联盟和其他成衣进口商对这个消息感到失望。四个零售商和进口商团体在一封递交给阿尔多纳斯的公开信中表示，以未来威胁理由限制中国成衣进口的决定“违背了你之前对我们提供的保证”。全国零售联盟国际贸易顾问副总裁埃里克·奥特尔说，布什政府的这个决定显然是在总统大选之前对纺织品制造商压力低头。他说，布什政府官员先前一再对零售商表示，在中国进口产品真正大量涌入美国之前，政府无法就是否要对中国纺织品施加贸易保护措施进行考虑。但是“现在突然出现相当大的变化。”
美国纺织品工业主管预测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和成衣出口势必激增，对美国产业将造成很大的冲击，并导致大量就业机会的流失。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他们要求美国商务部采取先发制人行动，限制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增长幅度不得超过7.5%。美国进口商在对阿尔多纳斯提交的信中说，纺织业提出的证据完全是根据假设的情况，而不是基于事实。这种做法不符合美国贸易保护机制的规定。在一般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都是在进口产品已经造成实质威胁才动用贸易保护机制。中国政府警告说，可能会就此问题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阿尔多纳斯此行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等高级官员进行了会晤。除了纺织品问题之外，美国和中国也就仿冒盗版问题进行了磋商。美国特别希望中国能严格打击电影、软件和工业设计的盗版行为。阿尔多纳斯对北京执行知识产权法律的承诺表示乐观。他说，“中国领导人对打击违反知识产权表示诚恳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这将能为他们带来好处。”阿尔多纳斯说，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合法产品销售上扬，盗版产品销售下降。”阿尔多纳斯表示并没有和中国官员就中国操控汇率问题进行讨论。
此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于平批评美中贸易存在许多瓶颈。他指出，签证问题阻碍了美中贸易。他说，许多中国企业主管不希望常常去美国，主要原因是入境时必须加按指纹。另外他也表示，美国没有竭尽全力推动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利用更多资源推动对中国的贸易出口。美国商务部次长阿尔多纳斯回应说，中国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夥伴，美中必须寻求解决双方贸易分歧的适当办法。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字，美国第二季度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到1千6百6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国八月份对外贸易顺差为44亿9千万美元美元，为今年以来贸易顺差最多的一个月。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美国议员反对中国倾销家俱
黎堡/国会山
美国国会几十名议员联合起来，支持美国卧室家具制造业就中国向美国倾销廉价家具而向布什政府提出的申诉。
美国卧室家具制造业说，从2000年到2003年之间，中国卧室家具对美国的出口猛增了250%，导致几十家美国家具制造厂倒闭，数以千计的工人失去了工作。
霍华德·科布尔是来自所谓“世界家具之都”的北卡罗莱纳州的联邦众议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家具倾销美国直接导致了他的选区中大量工人失业。科布尔议员说：“我认为，我的选区的家具制造业工人因为中国的倾销行为受到了直接的损害。我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但是我们在进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必须要公平。在这种条件下，我相信我们能跟世界上任何人竞争。”
去年十月，美国大约三十家卧室家具制造厂联合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同时提出申诉，要求他们调查中国的家具厂向美国倾销产品的事件，并且寻求对进口中国家具施加反倾销税。今年一月和六月，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先后公布了调查的初步结果，认为中国在向美国倾销卧室家具，而且这种倾销行为直接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这个行业的工人。
今后的两个月里，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将举行听证会，并且在年底之前做出正式的裁决。
代表美国卧室家具制造业提出这项申诉的律师承认，现在还很难判断布什政府是否会做出对这个行业的制造商和工人有利的正式裁决，因此他们来到国会山请求议员们的支持。到目前为止，拥有三十多个成员的国会家具装饰业核心小组表示会尽全力支持这项申诉。核心小组主席科布尔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通过国会家具装饰业核心小组的努力让人们注意到眼前的这个问题。我希望通过这项努力使公平贸易反映到今后的立法当中去。”
最近几个月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个主要政党的一些议员都曾提出有关对付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各种法案，但很少能获得国会的通过和总统的签名而成为法律。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今年七月提出一项法案，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应该跟市场经济国家一样，都属于美国反补贴税法所规定的范畴，以便美国的制造商可以因为中国制造业受到政府补贴而提出施加反补贴税的申诉。柯林斯参议员的这项提案最后没有得到国会的通过。不过她说，她并不会因为暂时的挫折而罢休。柯林斯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修改贸易法，使得反补贴法也能适用于类似中国这样的混合型经济。现在看来，这项提案除了能教育其它议员、以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之外，今年内它不会有什么进展，但是我认为这件事需要去做，以便为国际贸易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中国安抚东南亚
鲍伯/曼谷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以出口为主的东南亚国家感到担忧。然而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外交步骤，争取让东南亚国家感到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并不构成威胁。
过去几十年来，东南亚国家政府只担心中国输出的一种东西，那就是共产主义思想。 它们指责中国在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在这个区域支持主张进行暴力革命的党派。
现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开始害怕中国最新的出口，这就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消费品，从简单的塑料玩具到豪华的家用电器。中国已经变成大规模生产的基地，正在和这个区域的工厂展开竞争。中国还在吸引投资上进行竞争，导致西方投资商把资金从东南亚转入中国。
新加坡国防战略研究学院的李楠(音译)教授说，中国经济的规模具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他说：“中国市场潜在的巨大规模吸引了所有外国投资，以至于东南亚国家失去了就业机会，丧失了投资的来源。”
马努·巴斯卡兰是新加坡千禧年商务咨询公司总裁，他说，外国投资转入中国仅仅是短时期的问题，主要是因为19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恐怖袭击的恐惧、以及去年萨斯疫情造成的。他说：“从长远来看，当大型跨国公司看到它们在中国有了足够的投入之后，他们会认识到有更有力的理由投资东南亚。”
巴斯卡兰表示，这些理由包括在东南亚的投资长期来讲通常比在中国的项目回报率高，这个地区在某些出口方面有更大的竞争力。
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国法律系统薄弱、外汇兑换制度僵硬、银行管理不佳，这些都妨碍外国投资，使东南亚国家处于有利地位。
香港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主任鲍伯·布劳德弗特说，东南亚国家必须学会和中国竞争。不过总体来讲，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对这个区域是有好处的。他说：“五年前，大家都十分担心中国会形成威胁。而现在似乎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大家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机会。”
布劳德弗特说，中国从东南亚吸收原材料来满足自己的大规模制造业和建筑的发展，这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出口的猛增。中国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到这个区域观光，促进了该地区曾经受到恐怖袭击和萨斯病疫情打击的旅游业。
中国注意到邻国的恐惧，并在过去几年里努力减少这种心理。北京正在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商，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并且表示这个协议能使该地区迅速受益。
在安全方面，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协议，缓和了长期以来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好几个亚洲国家都声称对这些小岛拥有主权。新加坡国防和战略研究学院的李楠说：“总的说来，在安全和外交方面，中国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平息东盟国家的担心。”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对东南亚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不过很多专家都说，东南亚国家担忧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这个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正在增加。风险分析人士布劳德弗特说：“如果你问亚洲人，特别是东南亚人，今天他们害怕什么，你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的成功并不感到那么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是中国失败。”
他认为，如果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举步维艰，甚至彻底失败，对整个区域的打击将非常严重。因此，人们担忧的不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是中国经济的失败。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美国制造业控诉中国
许波/俄亥俄州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九月份在俄亥俄州举行现场听证会，实地调查美中两国贸易投资关系对美国制造业造成的影响。来自汽车及零部件生产、钢铁、机器制造等产业的工商界人士和工会代表在作证时表示，中国保持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美国本土的工厂纷纷倒闭，大量工作机会外流。
一
听证会在美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俄亥俄州的埃克兰市举行，这是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第三次举行类似的听政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隶属于美国国会，专门负责调查美中两国经贸关系及其对美国经济和安全所产生影响。今年六月，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目前美中经贸关系中出现的一些趋势对于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决策部门关注并调整美中经贸关系的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达马托说：“本次听证会的目的是听取美中经贸投资模式如何对美国工业基地产生影响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美国制造业人士、工会代表和经济学家越来越明确地发现，来自中国的竞争是美国制造业不断萎缩的重要因素，有人甚至认为是决定性因素。”
俄亥俄州及其周边的密西根、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威斯康星州是美国的老工业基地，那里的钢铁和机器制造产业闻名全国。仅俄亥俄一个州的钢铁行业工人就占全国钢铁工人总数的16%，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六分之一。但是近年来，美国的钢铁和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局面。据美国劳工部统计，从2001到2003年，俄亥俄及其周边地区的制造业总共裁员35万3千名工人，仅俄亥俄一个州就损失了20多万个制造业工作，占工人总数的20%。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俄亥俄州分会主席威廉·博尔加在作证时指出，美中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不公平竞争现象是导致美国的制造业面临困境的决定性因素。他说：“以事实为依据的常识告诉我们，不公平竞争和工作机会外流是俄亥俄州工作流失的主要原因。很显然，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提到中国。中国占美国外贸赤字的四分之一以上。最近我们获悉，中国出口商品的98%是制造业产品，其中4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这就难怪我们在本地商店中看到的商品几乎全部贴有中国制造的商标。”
中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低廉，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占有压倒性优势，美国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根本无法与之竞争。近年来，中国的廉价产品充斥美国市场，给美国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带来严重的冲击。俄亥俄州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从1999年开始，来自中国的产品增长势头凶猛。州政府政策调研员乔恩·霍奈克在作证时说，美国消费者已经对中国服装、玩具和制鞋工业的出口能力习以为常，但是近年来一些高科技产业也感受到中国廉价产品的威胁。他说：“日益增长的中国进口货的竞争对于俄亥俄企业倒闭、工厂裁员的严重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四年来，俄亥俄通讯设备制造部门共裁减了近一半的员工，而与此同时，中国电讯工业对俄亥俄的出口总值却增长了148%，几乎占去年俄亥俄从中国进口总值的五分之一。中国产品的竞争最近导致俄亥俄两个生产电视机显象管的大型企业倒闭，仅这两家工厂倒闭就使1千多工人失业。”
出席听证会的各部门代表纷纷指出，俄亥俄州深受美中不公平经贸关系的伤害，其中以制造业最为严重。不过专家表示，俄亥俄州并不是美国唯一受害的地区，它只是美国制造业在美中不公平竞争中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米歇尔·怀瑟尔表示，这次听证会在俄亥俄举行，既表示美国制造业陷于困境的严重程度，同时也表明美国朝野决定挽救这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决心。她说：“美国科研和开发资金中的三分之二花费在制造业领域，90%的新专利发明也在这一领域。同时制造业对于保持美国中产阶层的稳定也至关重要，因为它所提供的薪金比美国平均工资高20%，并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
二
汽车及零部件生产是美国制造业的支柱产业。过去十年来，由于中国汽车工业的飞跃发展，美国汽车制造及零部件生产商经历了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汽车工业崛起以来的最严峻的竞争局面。美国国际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格托费恩格尔在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汽车产量占全球第四。中国政府正在制定和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2010年以前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格托费恩格尔强调，中国汽车工业的兴起必将对美国汽车工业以及汽车工人的就业和收入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他说：“90年代中期，当中国宣布要把汽车工业建成中国经济的‘基础产业’时，就引起国际汽车工人联盟的严重关切。今年六月，中国政府又推出了把汽车工业定位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政策，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担心。”
美国最大的汽车工会组织的负责人格托费恩格尔指出，美国汽车工业在上个世纪七、八时年代曾面临日本汽车工业的严峻挑战，90年代又面临韩国和巴西廉价汽车产品的竞争，但是美国工会组织从来没有感受到目前来自中国的这样大的压力和威胁。格托费恩格尔强调，美国汽车工业经受过竞争，也不怕竞争，但是与中国的竞争却是完全不同意义上的竞争。他说：“随着中国作为汽车生产大国的兴起，‘竞争力’意味着企业必须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每小时不到1美元的水平，同时不允许组建独立工会，政府禁止追求工人合法的权益的活动。要想和中国竞争，世界各地的汽车厂家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新的竞争标准，结果只能是损害各地工人的利益。”
根据摩根斯坦利国际投资银行汽车专业小组经营部主任史蒂文·格尔斯基掌握的资料，中国汽车工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是美国的近20分之一，仅仅是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汽车工业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他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当然比其他国家要低。根据最乐观的估计，中国汽车工业工人每小时工资是三美元，而美国国际汽车工人联合会最近公布的工资数字包括社会福利待遇在内是每小时25点67美元。”
包括工人工资在内的生产成本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美中汽车工业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竞争，结果可想而知。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93年，美国在和中国的汽车贸易中还享有5亿美元的顺差，但是10年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贸易逆差达到22亿美元。截止到今年六月，美中汽车及零部件贸易逆差比去年同期猛增了25%以上，表明在最近三年，美中汽车及零部件贸易逆差就翻了一番。
面对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产品的竞争，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在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内生产成本之后，开始到中国采购汽车零部件，或者直接把零部件加工和整车组装工厂搬到中国。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都分别宣布了近期内打算在中国采购上百亿美元零部件的方案。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家德尔福公司过去10年已经在中国投资了5亿美元，建立了14个分厂，一个科研开发中心。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在中国雇佣了7千多名员工，并计划在2009年再增加中国雇员1千700多人。
与此同时，仅仅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美国汽车工业在国内就丧失了10万多个工作。美国国际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格托费恩格尔指出，与中国竞争中失败的不是美国汽车工业财团和工厂主，他们可以把企业转移到国外，利用那里低廉的劳动力赚取更大的利润。他强调，美中不公平竞争的失败者只是那些使用高科技装备生产高质量产品的美国工人。
摩根斯坦利国际投资银行汽车专业小组经营主任格尔斯基一再警告说，追逐廉价的劳动力决不是企业成功的战略目标，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些公司将面临许多风险。但是几年前把部份企业转移到中国的俄亥俄丹曼轮胎制造公司副总裁司各特·塔克德却认为，不应该因工作机会外流而谴责美国厂家。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做出的决定，我们仍然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中国生产轮胎的成本在美国市场很有竞争力。即使把运输成本计算在内，中国生产的轮胎的零售价格仍然比在俄亥俄生产的出厂价格还要低。基于这些因素，我们公司只有两种选择：竞争或者关门。我们选择了前者。”
三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是一个综合性的重工业制造产业工会，不仅代表钢铁工人，而且也包括橡胶、玻璃器皿、有色金属和陶瓷行业工人的利益。代表俄亥俄州10万名工会成员的工会官员戴维·戴克尔在作证时，列举了中国通过保持工人的低收入、政府对国家重点扶植的产业提供补贴以及操纵人民币汇率等手段创造出美中贸易的不公平竞争环境，并向美中经济和安全委员会通报了这种不公平竞争给美国带来的恶果。他说：“众所周知，美国钢铁基础产业在过去几年经历了重大的调整。这对于钢铁工业的工人和退休工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全国数十万退休人员失去了退休后的医疗福利待遇，退休金也在逐年减少。全行业就业工人从1994年的22万多人下降到2003年的16万人。雇员成本也从1999年的80亿美元削减到2003年的35亿美元。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无力应付中国钢铁工业的竞争。”
美国钢铁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1999年的钢产量是1亿3千6百万吨，2003年钢产量达到2亿4千1百万吨，短短4年时间，钢产量猛增了77%。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钢产量将在2002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工商界人士纷纷指出，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廉价劳动力、政府补贴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合理所造成的出口优势。许多公司经营人士都表示，如果美中贸易关系不做调整，中国廉价商品迟早会淹没美国市场，美国制造商根本无力与中国同行竞争，因为中国制成品的价格竟然比美国同样产品的原料成本价格还要便宜。俄亥俄州萨梅特维尔砖瓦公司创建于1912年，这是俄亥俄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家生产高速公路建筑材料的工厂。用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大卫·约翰逊的的话来说：“我们现在正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公司历尽风险，经历了大萧条和二战的艰难时期，并且遭遇了险些造成停产关门的两次大火，但是我们都挺过来了。可是现在我们却面临能否生存下来的生死关头。”
这家公司曾雇佣600多名工人，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厂。美国许多著名的工程，包括白宫装修都使用这家公司的建筑材料。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廉价产品使这家公司的辉煌时期走入尽头。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美国建筑材料的进口从40%增加到80%。与此同时，这家公司的产品销售价格直线下降。以瓷砖为例，1990年每块瓷砖的出厂价是1点25美元，而到了2000年仅为0点6美元。公司董事长约翰逊感叹地说，他投入巨资建成的自动化生产线如今闲置无用，而中国劳动密集型、让人见了为之落泪的原始作坊生产出来的建筑材料却充斥美国市场：“最近几年，我关闭了四个工厂中的两个，关闭了全国各地11个销售中心，裁减了450名工人，并对公司的财政金融运营进行了重新改组。但是即便如此，公司恐怕还是无法渡过难关。”
约翰森先生说，去年一年，公司的困境令他的头发全变白了。他在听证会上要求布什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允许人民币对美元自由浮动，增加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有效地启动反倾销贸易法，为美中两国贸易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公正的竞争环境。
在9个小时的听证会上，要求公平竞争和公正贸易成为企业家和制造商的一致诉求。俄亥俄州烛光制蜡有限公司总裁杰里·梵登指出，目前美中贸易中的问题是，自由贸易往往并不等同于公正贸易。工商界必须和政府一道，让两国制造商在公平条件下竞争。他说：“我认为美国制造商不应该把美国的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不应该把工厂搬到中国去。相反，我们应该援引美国反不公平竞争法来争取我们在美国市场的份额，确保在美国市场公平竞争。”
四
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制造业的企业主和工会代表普遍认为，美中贸易中的不对等和不公平竞争已经给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俄亥俄州一家小型模具机械制造厂的总裁布鲁斯·凯恩说，过去六年来，他一共花了175万美元购买破产或迁往国外的工厂的设备。有一次他只花了四万美元就买到一台三年前值27万美元的机器，他为此激动不已。但是当他环顾这家昔日曾有100多名工人，而如今却空空如也的厂房时，心里却开始变得不是滋味。他说：“ 这种感觉很可怕，我对自己说，下一个可能会轮到我，希望不会，但是很有可能会。我们一直购买和更新设备，以便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使我们的产品更加便宜，但我们还是无力与中国竞争。问题不在于我们产品的质量不好，而是价格比不上中国产品便宜。中国不公正地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压低本国工人的工资，将会逼迫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破产。”
从那以后，凯恩就开始收集附近美国公司关门或破产的拍卖广告，结果使他大吃一惊。仅2003年五月1日到23日，他就收到本行业11家工厂的拍卖广告。以后三个月里，他又收集到29个拍卖广告。截止到目前为止，他收集的拍卖广告逐日增多。在过去510天里，俄亥俄洲及其周边8、9个州的制造行业中，共有180家公司破产或迁往国外，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家工厂关门拍卖设备。
另一家小型企业、俄亥俄州詹茨勒机械模具公司的老板吉姆·埃文斯指出，最近公司破产或迁往中国事例越来越多，他的公司和28名员工正在困境中挣扎。他说：“过去两年里，我们公司和当地其他公司不断在中国竞争下失去客户。就在上星期，生产厨房用具的世界厨具公司关闭了在美国的企业，200多名员工失业。这家公司把全部生产迁往中国。他们廉价拍卖了我们公司制造的全部机器设备，包括4万美元一件的模具，因为在中国购置和建造新设备比把这些旧机器运到中国的运费还便宜。”
与会人士指出，在中国政府的操纵下，人民币的币值至少被低估了40%，这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价格上的极大优势。与此同时，集权制度下的国家可以对个别工业实行价格补贴政策，奖励和扶植企业出口。俄亥俄州詹茨勒机械模具公司老板埃文斯说，中国产品价格上的优势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结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人为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制造商不仅在和他们的中国同行竞争，而且也在和中国政府竞争。中国政府日益强大，深受其害的美国制造商采取任何行动都无法动摇他们的政策。”
在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都表达了这种无奈的心情。面对中国自然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成本和政府人为造成市场竞争优势，崇尚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美国制造商的确不是中国的对手。胡菲自行车公司1956年创建于俄亥俄州，曾经拥有2千多名雇员。90年代初，这家公司开始面临中国同类廉价产品进口的强大压力。在经历了产量急剧下降，以及劳资双方多次有关降低生产成本和工人工资的谈判之后，胡菲自行车公司于1999年关闭了在美国各地的自行车制造公司，把全部企业转移到中国深圳。美国损失的不仅是两千多个制造业工作，而且还有每年上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而美国的收获仅仅是每年从中国进口5、6百万辆自行车。
为什么一个在国际自行车制造行业享有盛誉的工厂要从美国迁往中国呢？曾经代表这家自行车制造公司工人利益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负责人詹姆斯·牛顿在作证时指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抵挡不住的诱惑。他说：“胡菲公司俄亥俄分厂的850名失业工人美小时挣17美元，其中11美元是工资，另外6美元是福利待遇。他们最后的工作是给从中国进口的自行车贴上印有美国国旗的标签。而目前深圳制造胡菲自行车的中国工人每小时挣33美分，不足美国工人工资的2%。”
出席听证会的各界人士强调，他们并不反对美中自由贸易，但是他们要求创造一个不损害美国制造商利益的公平竞争的平台。否则美中贸易就只会出现中国日益强大，美国日益被掏空的局面。
五
在听证会上，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听取了美国小型企业主、工会领导人以及经济调研人员有关美中贸易的艰辛和困境。 出席听证会的人士一致指出，中国的低工资水平、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美元与人民币兑换率的不合理，以及美国方面对于有如潮水般涌入的中国进口商品限制不利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创造了让中国占尽优势的不公平的竞争条件，给美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带来严重的创伤。
美国总统布什在本月初美国劳动节的当天视察俄亥俄州时指出：“我们期待着在国际贸易中出现公平的竞争条件。我们确信，只要游戏规则公平合理，我们就可以和任何国家竞争。” 但是面临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对美中贸易的前景表示悲观。俄亥俄州螺丝产品公司总裁埃姆布罗格诺在听证会上介绍了他们公司试图与中国廉价产品竞争，最后败下阵来的经过。他说：“我们做了美国制造商应该做的一切，我们解决难题，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竭尽全力去竞争，但是最终还是竞争不过人家。”
这家拥有近60年历史的公司生产精密机床的零部件。从90年代末开始，公司开始受到中国廉价进口商品的严重威胁，拥有多年合作关系的老客户一再要求该公司降低产品价格。为了竞争，公司被迫裁减雇员，更新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以满足客户的价格要求。但是2001年十二月，这家客户把价值数亿美元的零部件生产迁往中国。为了和生产同类零部件的中国厂家竞争，他们要求雇员与公司同舟共济，把薪金降低到10年前的水平，并把所有更新设备的投资都打在成本之外。他说：“我们召开的员工大会，并恳求原材料工业商和经销人提供让步，最后把产品价格定在每件29美分的价位。这个价格已经抹掉了产生利润的任何可能，只能保持企业运转和工人就业。但是你们猜猜结果如何？迁往中国的工厂传回来的报价是每件产品21美分，仅比我们的原材料价格高出1点5美分。结果我们的努力一败涂地。”
埃姆布罗格诺感到困惑，他不理解除了购买原材料之外，中国人如何能够用1点5美分来支付生产每件产品的设备、包装、运输以及劳动力费用。与会的经济学家指出，美中制造业竞争的不公平之处在于，美国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资本投资和更新设备来提高竞争力；而中国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通过使用廉价劳动力来降低产品成本。除此之外，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刺激出口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公开的国家补贴，再加上众所周知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威力无比的秘密。面对这样不同寻常的竞争对手，美国企业败下阵来并不足为奇。
大量工作外流已经使美国制造业受到重创。美国有线网络制造协会执行主任约翰·克尔姆说，美国制造业的基础正在流失，导致美国创新和寻找经济增长途径的能力受到破坏。但是他认为谴责中国并不能解决问题。问题主要出在美国方面。他说：“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中国只是利用了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局面。我们可以改变这种局面。我们不能改变中国人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政府制定政策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
谈到政府的政策，与会者普遍认为布什政府在平衡美中贸易方面做得不够。美中贸易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沃策尔认为，低廉的生产成本是美国工作机会外流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在这方面可运作的空间不多，因为资本从低利润地区向高利润地区流动是资本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全美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俄亥俄州分会主席博尔加批评政府没有起到保护美国工人和国家利益的作用。他说：“与中国的贸易显示出一种较少注重公平的贸易关系，而更多地向跨国公司提供一个能够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倾向。这使我们得出结论，那就是，美国目前的贸易政策把公司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美财长斯诺谈中国人民币
谢里登/纽约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和美元实行浮动汇率，以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斯诺部长说，布什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说服中国改变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 我们不满意中国汇率改革的速度。我们期望看到更快的行动。我们对中国方面重申要更灵活一些的承诺感到欣慰。这对中国，对我们，对世界经济都重要。”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商务部宣布的创记录的一千六百六十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和日本等主要贸易国，美元币值过高。这意味着，从中国运到美国的商品越来越便宜，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要贵得多，以致美国公司越来越难以把商品出售到国外。
自1994 年以来，中国一直把人民币和美元的兑换率基本定为八点三元人民币兑一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什政府都认为， 这个比值太低了，并呼吁中国调整金融体系，由市场力量决定兑换率。中国原则上同意，但是说，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
美国财政部指定了一个特别小组帮助中国进行金融重组，其中包括处理坏帐，增加可兑换货币的数量，以及建立一个购买汽车贷款体系。
斯诺说， 改变兑换率并不需要等中国完成了金融改革之后再进行。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英国律师
平壤开设事务所
木风/华盛顿
英国律师麦克·海伊在平壤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开始营业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兴趣。
与海伊熟识多年的美国北韩问题专家马卡斯·诺兰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麦克的情况做了介绍。诺兰德说：“麦克·海伊是英国人。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律师。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在一家英国咨询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欧亚企业咨询公司’。他的业务是帮助外国企业进入北韩做生意。比如纺织行业。他有时居住在平壤，有时居住在北京。他现在公司的业务也大致如此，提供法律和会计方面的咨询服务。”
据报道，海伊的公司实际上在八月15日就开业了，并且雇用了几名金日成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事务所的地点设在平壤政府大楼所在地金日成广场。公司全名叫“北韩法律与企业咨询公司”。
这家小小公司开业的消息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这是封闭的北韩第一次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进入北韩经营，算是北韩经济改革的一个新动作。
海伊对媒体表示，“北韩方面认识到外国投资者是需要对北韩有一定的舒适度”。海伊表示，让外国企业了解北韩法律和条例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海伊还指出，北韩的法律体系并不象外界想象的那样糟糕，它的法律条文还是“比较复杂的”。
长期研究北韩经济问题的华盛顿智囊机构梅菲尔德太平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戈登·弗雷克也是海伊的多年朋友。弗雷克并不认为这个律师事务所开业是北韩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大进展。弗雷克说：“麦克·海伊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他希望看到北韩经济的开放。他的工作也取决于北韩是否开放。他说北韩的法律可能不象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但不可否认的是，那里根本没有法制，有法也难以得到执行。”
弗雷克认为，北韩经济改革进行这么多年，现在人们还在为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开业感到新鲜，这刚好说明北韩的改革取得的进展是多么微不足道。
英国律师海伊在对媒体发表谈话的时候对平壤致力经济改革的诚意表示赞赏。他介绍说，北韩的市场正在发展，虽然受到安全问题的影响，但北韩的改革试验不会昙花一现。海伊认为，平壤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改革会继续下去，外国公司进入北韩虽有风险，但取得回报的可能性是巨大的。华盛顿的北韩经济专家们对投资北韩的前景普遍不持乐观态度。弗雷克说：“这肯定是经济改革的继续。但是，这也绝不是一个大胆的举措，绝不是要改变军事经济作用的决定，绝不是要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决定，也绝不是要改变政府与企业之间产权关系的决定。北韩正在势图努力的东西是：稍微调整一下经济体系，利用一下市场力量，来获得一些外资，以解国内资金极其短缺之急。”
弗雷克和诺兰德都认为，北韩核问题是影响北韩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诺兰德指出，北韩几经改革，工业生产并没有回升，通货膨胀还很高，黑市货币贬值很快，整体经济还非常困难。诺兰德说：“核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北韩就不可能从国际社会得到大规模的援助，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对美国的出口，也不可能得到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援助。但这并不是说外国公司不能够进入北韩做生意，在某些行业，可能还会赚到钱，但风险太大。”
梅菲尔德太平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克还提醒外国公司，北韩的大麻烦可能不久就会出现。弗雷克说：“我认为，北韩面临着因它的核项目而引起的急迫的危机。现在，北韩是三个邪恶轴心的成员，它不仅公开承认，而且还炫耀自己违反国际公约发展核项，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做法。一年来，这个问题没有特别引人注意，主要是美国因大选和伊拉克的事情而故意对此视而不见。”
弗雷克估计，一旦美国大选过去，北韩问题将会出现重大变化。他提醒外国公司要注意这一风险，不要为微末小利而吃了大亏。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中国试图左右国际技术标准
张佩芝/华盛顿
一份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不再满足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目前正寻求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提高本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报告同时建议美国企业应该为此调整公司的策略。
一
在美国一些机构指责中国正兴起‘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同时，全球最大的会计事务所之一[德勤会计事务所]在新近公布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是全球主要低成本生产基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过许多企业还没有察觉的是，中国对全球技术标准发展的影响也与日俱增。这些标准将在未来几年内左右全球技术、媒体和通信领域的竞争模式。
报告说，中国正利用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做为标准化战争的筹码。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移动电话市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市场从1999年的2百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770亿美元。 除此之外，中国也是DVD播放机的主要制造商，拥有60%的市场份额。
根据德勤的调查报告，中国希望在制定科学技术标准方面居领导地位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就像任何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希望降低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并扶植本国的技术产业，把经济转移到以高科技产品取向的经济。 德勤会计事务所全球研究部主任艾吉特·坎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明了成为技术标准制定者的好处：“首先，中国可以因此减少支付给外国技术厂商的专利费。不过更重要的是，这帮助中国发展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费用低廉的技术， 另外也可以发展本国的高技术产业。中国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让中国有能力开始制定自己的标准，我相信使用这些标准的企业将在未来许多技术领域里取得巨大的利润。”
德勤的报告主要追踪中国在技术、媒体和电信领域里的技术标准发展，说明中国企图成为国际标准制定者的决心。比如，在技术领域里，中国政府鼓励 企业适用Linux 的电脑操作系统，并计划建立一个国家级 的Linux 软件标准，专门用于中国市场，并且有可能要求所有技术厂商和服务提供商都遵守这个标准，和微软视窗操作系统相抗衡。
在媒体的技术标准发展方面， 中国政府和企业目前正致力于发展EVD（Enhanced Versatile Disc，简称EVD）技术标准，目的是取代现有的DVD。 不过目前EVD技术标准在国际市场上面林许多竞争， 例如日本索尼公司支持的‘Blu-ray’和东芝及NEC支持的‘HD-DVD’标准。 目前HD-DVD标准在国际市场上占领先地位。
除了EVD外，中国在电信领域方面，也有同样的考量。 德勤的报告认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第四代行动电话标准的领导者。中国目前第三代行动电话标准是所谓的TD-SCDMA，不过目前欧洲W-CDMA标准和美国CDMA2000标准目前在中国的应用更为广泛。
除此之外，中国有一套自己的无限网络技术加密标准，称为「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基础结构」（Wired Authenticatio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简称WAPI）。政府原先要求所有的公司都必须在今年六月1日以前采用这种标准，不过后来在外国企业和政府的压力下，中国宣布把这个技术标准的执行底线无限期延长。
德勤会计事务所全球研究部主任坎布尔认为，在这些领域里，中国最有可能在技术标准上占领先地位的是电信领域。他说：“在我们研究过的领域里，我认为中国在电信领域里的机会很大，尤其在无线通信和网络技术领域。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每年新增的移动电话用户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要多，正因如此，他们有巨大的机会左右这个领域的技术标准。尤其是无线通信领域是企业和政府必须合作的领域，这让制定标准更为容易。所以如果我是中国政府，我也会在这个领域里寻找制定标准的机会。”
二
根据[德勤会计事务所]的这份调查报告，中国的标准化策略将让中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左右全球科技、媒体和电信领域的竞争模式。德勤全球研究部主任艾吉特·坎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明，德勤撰写这份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提醒美国企业注意中国标准化策略的发展。他说：“这份报告的动机是要告诉美国企业，不要走在潮流的后头，应该开始积极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企业应该承认中国将在制定全球技术标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意味着美国企业主管必须改变思考模式，从考虑如何降低制造成本，如何把自己的产品销售给中国市场，变成研究如何在标准化过程中成为中国真正的夥伴。”
德勤建议，针对这个趋势，外国企业可以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首先，企业可以和标准制定者达成夥伴关系。德勤说，这个策略通常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重要标准控制于政府或另外一家公司手中时，二是当产业受到政府严格管制时，比如移动电话通信和卫星定位系统。德勤全球研究部主任坎布尔说，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策略就是一个例子。他说：“德国西门子公司和中国制定标准的政府组织在制定TD-SCDMA技术标准上进行合作，这增加了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市场里的增长潜力。”
德勤指出，第二种策略就是选择性竞争。企业可以选择在当地标准尚未普遍被接受或不容易执行的市场里竞争。比方说，中国的EVD技术标准受到国外力量的牵制，中国政府很不容易执行这个标准。EVD是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EVD的内容。如果好莱坞电影都采用另外一种光碟技术标准，那么EVD就不容易取得成功。
德勤全球研究部主任坎布尔说，第三种策略是研发专门适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企业可以开始考虑在中国本地加强研发功能。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无线通信领域方面，中国发展得比我们要快，他们可能会比我们早进入第三、第四代移动电话技术。我们必须研究消费者如何采用那些技术，如何利用那些技术。研发室应该设在中国，如果我们要参与标准制定过程，我们应该把研发室设在靠近我们顾客的地方。”
除此之外，坎布尔说，德勤建议的第四种策略就是在标准还没有根深蒂固之前，尽早投资进入市场。目前中国很多科技产业还在萌芽阶段，许多基础设施都尚未成立。如果企业能够提早在这些领域里长期投资，那么将可以帮助政府和市场发展这些市场并影响标准的制定。坎布尔表示，换句话说，企业应该考虑如何在中国市场‘播种’：“你希望和能够在中国成长的企业建立长久的关系，帮助他们在中国创造新的市场，采用新的技术，通过这个渠道来左右他们的技术标准，并确保自己的技术是他们制定标准的一部份。因应中国标准策略的方法有很多，不只是靠政府的干涉。采取合作的态度是比较好的办法。”
坎布尔说，从中国政府在外国企业和政府的压力下无限期延长执行无线网络技术标准WAPI的例子来看，部份美国企业已经察觉中国计划提高全球技术标准影响力的企图。不过他说，德勤这份调查报告的目的是告诉企业，中国标准化策略将会对你的产业造成影响，企业主管应该审视这个潮流，并准备积极寻求在中国参与标准制定过程。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古狗向中国让步
齐之丰/华盛顿
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的古狗Google公司承认，该公司的中文新闻确实删掉了中国政府所禁止的网站所发出的新闻。有批评者批评古狗变相帮助中国政府实行新闻封锁。但是，古狗表示，古狗对中国境内的用户省略某些搜寻结果是为了提供最好的服务。
古狗公司承认，该公司的中文新闻确实删掉了中国政府所禁止的网站所发出的新闻。古狗提供的多种语言搜索服务，是世界各地许多互联网用户最喜爱的。
早些时候，美国DYNAMIC INTERNET TECHNOLOGY（DIT)公司报告说，古狗公司提供的中文新闻搜索结果，在美国跟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例如，在中国国内的用户使用古狗进行搜索，会发现找不到中国政府所谓的敏感新闻，如中国艾滋病流行情况，中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以及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等新闻。但是，用户同样使用Google在美国进行搜索，就可以找到这些新闻。
DIT公司总裁比尔-夏表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民需要知道有一些意见是跟中国政府不一样的，很多事情是被中国政府掩盖了。”
中国政府通过设立防火墙和过滤词等方式，阻止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获得政府不喜欢的网络信息。
古狗公司发表声明，承认公司的做法引起了争议。但是，古狗表示，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户删除在中国无法获得的搜寻内容，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古狗公司的声明说，古狗致力于让用户方便地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然而，很明显，一些由于政治原因和其他原因被认为是敏感的搜寻结果在中国境内无法得到。这种情况是古狗公司无能为力的。”
中国政府封锁了许多境外网站，并且设置了上千个互联网信息过滤词，使包含这些过滤词的信息无法通过即时信息传输方式在电脑之间或电话手机之间传播。这些过滤词包括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领导人的姓名以及他们子女的名字，以及“国家安全”、“专政”、“三个代表”等政治词语。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具体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封锁这么多的网站，以及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的过滤词。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克什米尔发展高科技
帕斯理查/斯利纳加
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一些年轻的企业家不顾15年来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反叛活动，试图跟上印度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一个新的软件公司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那个被反叛活动困扰的地区有一天也可能从改变了印度经济的信息技术工业中获益。
跟印度南方那些高大闪亮的信息技术公司总部大楼相比，MAGNUM软件服务公司只是印控克什米尔夏季首都斯利纳加一个两层楼的简单楼房。这个公司起步的时候并不引人注目。她的座右铭是：“敢于梦想。”这倒也是实话实说。
七个克什米尔人四个月前从敢于梦想的思想出发，成立了克什米尔第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每日发生的流血事件和当局采取的严密保安措施虽然阻碍了那里的经济发展，让投资者裹足不前，但是，这几个人却对此视而无睹，他们甚至劝说新加坡的一个客户相信，暴力活动不会阻止年轻的克什米尔人从事境外公司业务外包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效率会跟印度其他城市的同行一样。
现在，有315名克什米尔青年男女正在进行医学档案和研究资料处理。这些年轻人假如不是在克什米尔的山谷工作，就要远走他乡找工作，要不就是留在家里无所事事。
一年前，37岁的技术部主任纳西尔-艾哈迈德就是这样的人。他说：“我去年闲散了一年才加入这个公司。没有事情做，心情真是坏极了。我当时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给不同的公司寄送我的履历。”
这个公司的创始人说，他们意识到，克什米尔跟印度其他地方具有同样的优越性，这就是有许多技艺高超、工资低廉、会说英语的工作人员。因此，他们决定加入兴盛的软件和办公室业务服务。在印度，这一行业每年的营业额有一百二十亿美元。
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能克服电力短缺、缺乏宽带互联网通道这样的问题。为此，这个公司把软件产品装载到光盘上，通过邮递方式寄送出克什米尔。这种不利条件没有能阻止MAGNUM公司的创始人制定业务扩大计划。当地的工资比印度其他地方要低，他们希望这一条件能够吸引那些希望降低成本的公司前来寻求他们的服务。
在MAGNUM公司跟各种问题作斗争的同时，公司的年轻人对终于找到让他们可以觉得有成就的工作感到满意。
其中的一些年轻雇员是从克什米尔以外的地方回到斯利纳加山谷工作的，其中就包括26岁的萨克。他说：“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乡有机会找到这样的一份工作，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沙巴纳-沙菲-巴特学完了电脑技术课程之后，一度不知道她父母是否会让她离开克什米尔斯里纳加山谷，到其他地方工作。她说：“在此之前，我们一无所有，一个机会也没有。这让我们觉得很不安。因为整天闲着没有事做实在让人难受。”
克什米尔的主要产业是手工业，旅游业和农业。那里的人均收入比印度其他的邦要低。
克什米尔政府消费事务部长莫西乌丁说，象MAGNUM这样的公司可以为成千上万受过教育却没有就业渠道的人提供工作机会。据估计，这样的人在克什米尔有三十万人。莫西乌丁说：“我们在这里没有其他就业渠道。我们没有私营部门。即使是个体经营者，我们也没有配套的基础建设。”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克什米尔可能不会对班加罗尔这样的印度技术工业中心构成挑战。但是，年轻的克什米尔人希望，MAGNUM公司会为那里的软件工业开辟发展道路。到目前为止，那里只是以风景优美、暴力活动频繁而出名。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中国汽车逼近美国市场
木风/华盛顿
中国的生产成本优势对美国经济构造成了全面冲击，美国的汽车行业属于为数很少的，被专家们认为是能够躲避中国制造浪潮袭击的一个安全岛。但是，美国汽车业内人士警告说，这个安全岛可能在10年内难以自保。
最近几年，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可以说是攻城略地，急速扩展，从玩具、服装、纺织品、家具、电器、钢铁等一个行业扩展到另外一个行业，引起美国许多行业和部门的抱怨和恐慌。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不仅没有受到中国的冲击，反而由于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而获得进军中国的机会，并在那里获得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得到的发展。
但是，一些专业人士认为，福特、通用和戴姆勒克莱斯勒这三大汽车公司的这种自鸣得意的心态恐怕持续不了多久了。克莱斯勒集团首席执行长迪特尔·泽金(DIETER ZETSCHE)表示，用不了10年，中国生产的轿车就可能出现在美国车行的展示厅里，就可能得到美国消费者的貌7b可。路透社引用泽金的话说：“我虽然认为，五年之内中国生产的汽车还不至于在美国市场上成为主导因素，但中国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发展速度将比日本和韩国汽车在美国的发展速度要快。日本用了10到15年在美国市场占住了脚，韩国汽车用了不到10年。相信中国汽车用的时间可能会更短。”
泽金所说的“中国生产的汽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外国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二是中外合资公司生产的汽车，三是中国汽车公司独立生产的汽车。
许多专家对外国汽车公司利用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生产汽车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前景普遍感到乐观。维吉尼亚共同体大学汽车经济学教授乔治·霍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了同样的看法。霍弗说：“10年之内，人们会在美国市场上看到中国生产的汽车。但不会是中国的品牌，而是外国已有的名牌。可能是美国的牌子，也可能是日本的牌子。”
霍弗认为，中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已经大批进入了美国市场，随后就会有汽车。其实现在就有外国公司在中国生产汽车而在中国以外销售。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在广州开办的工厂主要目的就是出口。
加拿大汽车工人协会主席巴茨·哈尔格罗夫在芝加哥汽车公司高峰会上表示，虽然中国汽车的质量还是个问题，但中国汽车出口到美洲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哈尔格罗夫表示，过去他认为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0年，但现在看来，大概也就需要5、6年。
不过刚刚退休的美国“汽车新闻”杂志编辑吉姆·克雷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则表示了谨慎的看法。他认为，外国公司利用中国的生产条件在中国生产汽车并返销美国对美国的汽车市场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可能并不大，因为目前在中国的外国汽车公司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市场的老角色，它们把汽车从中国运往美国销售，只是自身降低生产成本的一种做法。真正会对美国汽车公司和美国汽车市场造成冲击的是中国推出自己的过硬的汽车品牌，就象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一样。但是，克雷特认为，从中国汽车公司现在的状况来看，这一天还是相当遥远的。克雷特说：“原因是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属于本国的汽车工业。那些拥有公认品牌和公认的独立产品的制造商，至少在现在看来，还非常有限，非常零散。这些厂家也非常缺乏资金，无法研制完整的产品系列，更谈不上出口了。中国公司只有和外国厂家合作才能够考虑汽车出口。”
因此，克雷特认为，在汽车工业方面，美国公司的命运肯定要比纺织业等行业的美国公司要幸运一些。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越南欢迎中国游客
申华/华盛顿
越南政府日前宣布，将对中国旅游者实行免签证措施，不过这项目的在于进一步扩大中国客源的措施，目前还暂不适用经空中进入越南的中国游客。
越南公安部和越南国家旅游管理局日前宣布，从九月12日起，凡是通过越南北部六省以及越南正式国际港口入境的中国游客，无需签证便可在越南全境自由旅游。这项针对中国游客的免签证旅行措施将暂时只适用于经由陆路和海路抵达越南的中国游客。越南公安和旅游部门表示，将积极同有关航空公司和旅行部门合作，以便中国游客不久也能无需签证乘飞机进入越南。越南希望，即将生效的这项免签证措施将能进一步开拓庞大的中国旅游客源市场。
在谈到越南对中国旅游者开放的新举措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徐本钦教授认为，这是越南和中国关系得到改善以及中国经济逐渐强大的结果。徐本钦说：“从中越两国的双边关系来看，目前这项措施是两国间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结果，是两国外交关系不断改善的结果，这种改善的基础不仅有国家关系，而且还包括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徐本钦教授说，这种交流不是单向的，越来越多的越南人也不断前往中国旅游和经商。
统计显示，连续几年来，中国一直是越南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今年头八个月，越南总共接待了52万中国大陆游客，占越南接待的入境国际游客总数的27%以上。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美国商会抨击中国盗版
木风、张佩芝、/华盛顿
美国商会九月发表了关于中国落实WTO承诺状况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问题还相当严重。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假冒产品来源。
一
世界最大的工商联合会美国商会正式公布了商会对中国落实世贸组织承诺进展情况所做的评估报告。商会专题工作小组共同组长雷伊·桑德用四个英文字母“P”概括了中国在入世后第三年的表现。桑德说：“今年可以概括成‘4P’之年，这就是‘积极的进步，顽固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这方面，在中国的中国公司也好，外国公司也好，都认为这个问题有所改善，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出公平的评价。如果比较我们在过去三年的评估报告，就会发现，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
“积极”、“进步”、“顽固”、“问题”这四个英文字都是以字母“P”开头的。
美国商会负责东亚事务的副会长迈伦·布里兰特上周末刚刚从中国返回。他表示，虽然经过美中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国方面在吴仪副总理四月访美后加大了对盗版行为的惩罚力度，但盗版问题依然非常严重。布里兰特在发表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现在依然是世界盗版产品的一个主要来源。布里兰特说：“我们每年(因盗版)受到的损失有几十亿美元。市场上的仿冒产品非常普遍，相当兴旺。我在上周末刚从中国回来。克林顿总统的回忆录在北京街头上卖4、5块美元一本。盗版活动不限于书籍，还有DVD，汽车零部件，豪华商品，洗头香波等等，涉及我们各个生产领域。这些仿冒产品不仅充斥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且大量出口，对美国公司和其它国家的公司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全球值得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布里兰特认为，吴仪副总理四月访美期间，双方在打击盗版活动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方面已经加大了打击盗版活动的力度，强化了针对盗版活动的法律规定。但是，布里兰特表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执法方面缺乏效率，因而法律难以展示出足够的威摄力量。
美国商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商联合会，其会员包括美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大中小各类企业，会员数目高达300多万。其中许多都和中国存在商业联系。商会的评估报告反映了商会成员在和中国进行商业往来中所遇到的问题。
报告提出了7个值得重视的现像。一是美中双边在落实中国对WTO做出的承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正在产生积极的效果；二是中国在进步的同时也不时出现反复，采取一些新的阻碍市场开放的措施；三是保护知识产权不力；四是透明度低依然是商会成员最头疼的一个问题；五是中国确保在今年十二月11日给予外国独资公司自由进行进出口贸易和商品销售的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六，中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按照世贸组织的精神开放市场；第七，美国企业依然愿意和中国方面共同努力积极寻求解决贸易纠纷的办法。美国商会副会长布里兰特说：“在过去的几年，我们看到美中之间的商业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发展。仅2003年，美国对华出口就增长了29%，三年中共增长75%。美国在去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夥伴，中国也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夥伴。美中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贸易赤字、人民币汇率问题、反倾销问题等等。但我们认为，争取中国认真落实世贸组织的规定，如期开放中国市场，是解决双边贸易纠纷的根本办法。”
美国商会表示，要在近期派人到中国常驻，加强对中国落实WTO承诺的监督工作。
二
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加强打击仿冒盗版活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可能会联合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要求制裁中国。不过产业联盟表示，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对世贸组织提出申诉的时机尚未成熟。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威廉·拉什表示，如果中国不能够铲除和“传染病一样的”盗版和仿冒行为，中国可能会面临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制裁。
拉什说，虽然中国领导人一再承诺将加大打击盗版和仿冒行为的力度，但是地方官员却对盗版活动加以包庇。除此之外，目前中国对盗版商的惩罚不够严格。中国政府对盗版商的惩罚方式限于罚款。华盛顿正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盗版商加以刑事处罚。拉什说：“中国在切实维护和执行这些法律方面存在体制上的失败。 中国要在抑制仿冒产品的生产上显示错具体成果并落实到各省各地区，这是关键。”
拉什表示，中国的盗版活动每年给美国厂商造成的损失高达240亿美元；全球厂商的损失则达500亿美元。 拉什亲自在北京街头买到盗版的高尔夫球具和DVD。他说，一个刚下飞机的美国人不应该随地就能在街上的商店里买到盗版产品，北京政府不应让出售盗版商品的商店公然营业。
成员包括美国电影、企业软件、娱乐软件、书籍和音乐产业的[国际知识产权联盟]会长艾里克·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政府和相关企业主要希望能够说服中国政府能加大执法力度。他说：“尤其是要使用刑事处罚。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几个还没有利用刑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国家。由于盗版实在是一个获利丰厚的行业，中国政府目前对盗版活动的罚金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这些盗版商甚至把罚金看做是成本的一部份。政府目前的法律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起到遏阻的作用。我们成员的产品在中国的盗版率已经达到90%。”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拉什表示，华盛顿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惩罚行动，不过他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政府希望联合对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不过[国际知识产权联盟]会长史密斯表示，对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是最后途径，现在对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时机还没有成熟。他说：“中国政府会了解他们没有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定，他们必须加强打击盗版行为的力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三月访问美国时承诺说，中国将在近期内大幅度减少盗版活动，如果他们真能这么做，那么就没有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的必要。当然，如果中国在执法方面不做任何改进，那么产业就会考虑是否要采取行动。不过这是最后的手段。目前，吴仪说中国政府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非常希望能看到他在年底前采取行动。”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拉什表示，在美国，盗版商被抓到就必须坐牢。罚金通常都超过1百万美元。这是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的行动，人们应该要清楚知道政府对打击盗版问题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九月下旬采取前所未见的举措，对美国各大企业机构和组织发送信函，要求企业协助提供中国盗版活动的细节和数据，并征询企业对中国打击仿冒产品进展的看法和意见。
美国副贸易代表欣尼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个决定是“希望借此得到一个全面的、有系统的基础线，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盗版现象严重的程度。”欣尼尔说，企业提供的信息对政府关于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的评估报告内容至关重要。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就贸易伙伴遵守知识产权的努力和其他贸易问题公布评估报告。
收到这封信的组织除了大型企业之外还包括美国商务部，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电影协会、商业软件联盟等范围广泛的产业组织。美国大型制造业组织[全国制造业协会]国际商业事务主任帕特·米尔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全国制造商协会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个举措表示欢迎：“我们对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努力非常支持。我们有一个反产品仿冒团体，现在已经有50多个企业加入，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这是美中贸易关系的一大障碍。”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今年四月到华盛顿参加美中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的年会时对美国承诺，中国政府将继续扩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刑事制裁的力度，其中包括适当调低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制裁门槛，对进出口环节的侵权行为，以及盗版、仿冒侵权产品的运输、储存和分销等侵权行为的刑事制裁尺度，做出明确规定。全国制造商协会米尔斯说，中国政府在打击知识产权的力度上的确有待加强：“我们很高兴中国中央政府做出承诺，要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不过他们真的需要在执法方面采取更严历的措施，另外他们也必需有一个对侵犯知识产权者施加形事制裁的机制。这样才不会让盗版者把罚金当成是成本的一部份。”
美国副贸易代表欣尼尔表示，保护知识产权“肯定是美中贸易之间的首要议题”。欣尼尔被记者问到对中国政府目前的努力是否感到满意时，欣尼尔说：“我们必需收集更进一步的资料数据。”
一般估计，中国的仿冒产品每年总值达190亿到240亿美元；美国电影、音乐、软件、书籍等产业估计中国的盗版产品使他们2003年在中国的损失达26亿美元。中国政府这个月宣布，将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采取严厉措施，其中包括专项行动和对侵权行为实施更严厉的刑事制裁，并把盗版光盘和商标侵权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中国劳工的悲剧
雷禄思/北京
尽管中国有大约13亿人口，但是中国繁荣的东部省份却出现劳工短缺。中国在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面临着不少的问题。
大约40名建筑工人在北京一处建筑工地外排成队伍。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贫困的西部地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工地的活儿突然停了下来。工头没有多做解释，就打发他们走路回家。于是，这些工人在工地外面进行了静默的抗议。一位工人说：“在大陆现在没活儿干”。他说，人人都得干活，没活干，就没饭吃。
10多年来，人们不断从各省涌入北京、上海和广东省的沿海城市，这些地方经济起飞迅速，有充足的就业机会。随着自由市场改革的逐渐深入，亏损的国有企业纷纷被关闭，所谓“铁饭碗”被打碎，东部沿海城市的工厂和企业有了更多的雇工来源。
但是，由于工作没有保障，工资低廉，有时甚至被克扣，以及工作条件恶劣等原因，如今，这些东部沿海城市却出现了中国劳动部所说的民工短缺现象。分析人士认为，许多打工的人宁可留在老家，他们觉得，虽然在本省的工厂里作工，挣得要少，但是却要保险得多。
类似北京工地出现的这种抗议景象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感到关注。目前，中共高层正在设法避免农民工当中发生骚乱。近年来，据估计有大约一亿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
不久前，中国劳动部社会保障中心发布了一份政策白皮书，提到了中国因失业和退休员工越来越多而面临的挑战。
白皮书说，目前，中国人口中60岁以上的人占了11%。分析人士说，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
社会保障中心主任孟昭喜说，中国的退休人口如今远远超过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年轻人口。他说，用于支付退休金的款项已经告急：“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资金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中国劳动部社会保障中心准备的这份白皮书没有提到解决方案，但是白皮书说，有关官员正在设法加强国家的福利制度。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中国失业人口继续增加
哈顿/北京
中国经济虽然正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一路增长，但是城镇失业率也在不断水涨船高。今年的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尤其严峻。
对于那些手里拿着学校成绩单的北京高校应届毕业生来说，完成学业本应值得庆幸。理想状态下，他们开始第一份全职工作之前，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几个月的闲暇生活。
但是，中国今年大约一百万2004届毕业生的暑期却是这样过来的：在北京的一个人群摩肩擦踵的就业市场里，应届毕业生蜂拥而至，他们要跟那些年龄大而且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求职人员竞争。何章(译音)在这里为他在北京的物流公司招聘几名新员工。他说，找工作的人真是太多了，他们挑挑拣拣的余地很大。他说：“很多公司要求比较高，他们招大专生可以，但他们提高门槛，要本科生研究生，这就把很多大学生拒之门外。这种情况目前普遍存在的。”
中国多年来一直面临失业率不断上升的难题。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城镇人口的失业率目前是4.3%。但是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这些下岗工人不上班，也没有收入，但却常常被划定为就业人员。除此之外，还有多达2亿的农村居民和四处奔波的农民工，他们要么无工可做，要么找一点出卖体力的零工。
有些大学毕业生总算找到了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收入却常常让他们感到失望。北京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参加工作者的平均收入从一年前的每月相当于250美元的水准，下降到200美元。
另外，很多能找到的工作的工种并不好，几乎没有什么升迁机会。一名找工作的求职者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大为感慨：“找工作并不是很难，但是要找到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给自己创造一个平台的工作，相对要难一点。”
一些求职者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形容令人忧虑的就业局面：“僧多粥少”。这就是说，毕业生太多，就业机会太少。
几年前，中国政府决定通过扩大全国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以此来减少失业人口数字，数百万可能会找不到工作的高中毕业生进了大学。但是，那些当年多招收的学生正一批批地毕业，但社会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毕业生肖丽(译音)花了半年的时间希望在北京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但最后不得不免为其难地接受了南方某地一份报酬不高的工作。她提到了扩大招生后给毕业生就业带来的困难：“他们都很关注，他们讲我们找到什么工作，但是因为他们的同学越来越多，由于扩招导致他们找工作就会更难，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想找到一个稳定、收入不菲、很对口的工作，这太难了。”
中国政府保证说，在今年将近三百万的应届毕业生当中，70%的人能找到工作，但是这些毕业生却要跟大约2千4百万城镇求职人口争夺机会。而明年的就业市场预计比今年还要糟。
据估计，明年六月将有创纪录的大约350万的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中国的抗议事件
齐之丰/华盛顿
在过去15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抗议事件也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官方数字显示，仅仅在去年就出现了56,000起公开抗议事件，大大高出1989年六四天安门抗议运动前的数字。分析家们认为，公开抗议导致的中国社会动荡，给共产党政权构成了新的挑战。
一
从各种统计数字来看，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先前大大提高。既然如此，中国的社会抗议事件为什么不是大大减少，凡而是大大增加了呢？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资深政治科学家谭睦瑞（MURRAY SCOT TANNER）说：“的确，大部分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比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好了。但是，也可以说，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好起来。很多中国人看到，他们先前长期享有的那种稳定的生活被经济改革所瓦解。以前人们的工作是终生有保障的，退休金、住房都是有终生保障的。但是现在他们不能享有这些了。这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曾经在中国留学的谭睦瑞博士最近根据中国的一些内部和公开出版的文件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公安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公开抗议事件不但数量迅猛增加，在1993年到1999年之间增加了268%，而且规模增大，组织更好，让中国公安部门难以对付。
在北京的社会评论家余杰也认为，中国目前群体性抗议事件的急剧增多，在很大程度上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关。他说：“我觉得我们很难用一种说法，比如说，所有的中国人生活水平都比原来提高了。我觉得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地图，不同的阶层来看，来分析。就我观察来看，我觉得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和一些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几万工人的国营工厂破产，他们失业，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社会评论家余杰说，这些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幸的人在中国有几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在下降。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进行抗争。
余杰说，即使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许多人进入了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也没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得对政府更顺从：“这样的一些人，自己的经济地位改善提高了之后，相反，他们会在自由、在个人权利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当这些要求受到阻碍以后，他们也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抗议。”
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对社会抗议、社会动荡进行釜底抽薪的不二法门。但是，美国兰德公司的谭睦瑞博士说，来自中国的各种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的15年里，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衰退，以及经济复苏期间，中国的公开抗议活动都在大幅度增长，从而显示中国领导人那种经济增长是消弥社会抗议的最佳途径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随着中国更加对外开放，随着人们更加有知识，对新闻媒介有了更多的了解，很多人变得比以前在政治上更自主自信、更愿意公开表达伸张自己的观点，公开表达跟政府的观点分歧。这并不是反常的。在几乎所有跟中国这样迅速发展的国家，我们都观察到这种现象。”
谭睦瑞博士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公安部门的研究人员和执法人员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采用社会科学的观点而不是对敌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对待社会抗议事件，承认大部份抗议事件是事出有因。他引用上海公安学院学报发表的一篇论文说，仅仅在上海，55%的抗议事件就可以归因于企业管理人员的非法活动。
二
中国官方透露的资料显示，中国社会抗议行动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组织规模都在增加，令中国公安部门难以对付。
中国抗议者现在借助手机电话以及互联网相互联络，组织抗议。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善于利用社会舆论和现行的法律制度保护自己，伸张自己的诉求。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深政治分析家谭睦瑞博士在他最近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引用中国警方的报告说，在很多地方，抗议者有他们自己的“公共发言人，”“活动人士，”“以及地下的核心组织。”一名警官甚至抱怨说，他那个地方的抗议者现在出来抗议的时候，就已经募到申诉资金，聘请好了律师，邀请好了记者前往抗议现场，让警察难以对付。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公安部门长期以来，一直把大规模群众性抗议事件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认为是坏人背后挑动的结果。虽然中国当局目前还没有完全放弃这种阴谋论，但是，阴谋论在中国显然已经不那么盛行了。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谭睦瑞博士在他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公安部门的研究人员在他们撰写的论文中也承认，现在中国大部分的群众性抗议事件，是制度造成的，是由于中国现有的政治、司法制度不能为人们妥善解决司法不公、贪官横行、欺压民众这一类的迫切问题。这些中国公安部门的研究人员指出了制度问题，认为对大多数抗议活动，不能也不应当强行镇压。但是，谭睦瑞博士说，官方研究人员对制度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提出是否中国应当改变一党专制、建立多党民主制，让人民有制度性的机会表达自己诉求。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依然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依然顾左右而言他。美国兰德公司谭睦瑞博士说：“现在中国政府还非常非常不愿意采取任何认真的政治改革。尽管他们面临来自全社会的越来越大的动荡所造成的压力，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政府领导层有任何详细的计划来进行政治改革。无论是现在依然控制着军队的前领导人江泽民，还是新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胡锦涛和温家宝只是笼统地谈到了开放政治体制，新闻媒介更加开放。胡锦涛还一度谈到了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改革计划。”
谭睦瑞博士认为，为了避免社会抗议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社会动荡，中国的出路在于实行专制的中共政府跟社会进行一场根本性的重新划分权力的谈判。但是，中共当局依然在抗拒重新谈判。他说，现在不清楚中共当局到底能够抗拒到什么时候。
在北京的社会评论家余杰认为，中国目前还看不到这种重新谈判，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谈判。因为中共政权依然有信心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社会抗议，不需要谈判。他说：“我觉得（19）89（六四事件）以后，（中共）官方的这种镇压机器有了一个的改变，这就是中国武装警察力量的急剧增加膨胀。最近十几年来，已经膨胀到几十万人。”
无论如何，中国的社会抗议事件越来越多、令当局感到越来越难以对付，这是不争的事实。谭睦瑞博士表示，这一事实对中国跟西方国家以及跟美国的关系必然产生影响。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开放市场的谈判中，中国会出于国内社会问题的考虑，不愿意开放市场，造成更多的失业，加剧社会动荡。在跟美国进行的关于北韩核武器问题的谈判中，中国也不愿意采取强硬立场，担心立场强硬导致北韩政权垮台，大批难民涌入本来就失业问题十分严重的中国东北地区，使当局更加难以对付。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微型信贷
若思/华盛顿
联合国大会把2005年定为国际微型信贷年。微型贷款又称小额贷款，指的是向低收入的个人或员工不超过10人的微型企业提供数额很小的贷款，以协助这些个人和企业拓展业务。
一
马里兰大学机构改革和非正式经济中心长期从事与微型贷款有关的研究工作。这个经济中心的市场机构研究室主任巴斯特雷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微型贷款是为无法通过传统渠道得到贷款的穷人提供创业资金。他说：“发放微型贷款是为穷人提供信贷，这样他们就能用这些资金来开办成功的生意。”
马里兰大学机构改革和非正式经济中心的项目分析员德鲁谢尔女士说，微型贷款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提供了资金来源，从而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她说：“在发展中国家，穷人往往无法从传统的资金渠道取得资金，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储蓄。因此，微型贷款就在穷人得不到资金的地方发展起来，为他们提供各种形式的贷款和还款服务，他们可以以非传统的方式获得资金，像集体贷款、降低抵押要求的贷款等。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开展自己的生意，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成长做贡献。”
业界人士指出，微型企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为微型企业提供贷款可以大大改善这些国家的经济面貌。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统计数字，员工不超过五名的公司使用的劳动力在拉丁美洲占非农业劳动力的一半，在非洲占非农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在泰国，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的数目占制造业和贸易服务业公司的97%；贸易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有71%来自微型企业。在印度尼西亚，员工不超过五人的企业使用的劳动力接近制造业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小企业另占18%。在乌克兰，占全国企业总数87%的企业是个人经营的。在菲律宾，一半以上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受雇于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与此同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微型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在印度，至少有90%的工人靠非正式部门的工作为生。这些工人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70%的国内收入。此外，秘鲁大约49%的国内生产总值、尼日利亚和埃及70%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来自以微型企业为主的非正式经济部门。
微型企业还为一些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作出重大贡献。比如，南非的建筑业创造了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在南非的9万个建筑公司中，就有8万7千个是微型企业和小企业。在孟加拉国，营业额高达3点5亿美元的虾出口行业中，90%以上的企业是微型企业。
30多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为微型企业提供了数量不小的微型贷款。这些微型贷款对协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脱贫产生了显著的效果。由28个政府和民间开发机构组成的扶贫咨询集团所作的一项研究显示，萨尔瓦多的微型信贷机构FINA的成员每星期的收入平均上升了145%。印度的微型信贷组织SHARE有半数成员的收入突破了贫困线。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客户家中的女孩子几乎全部上了学，而非客户家庭中仅有60%的女孩子上了学。
美国国际开发署长期以来积极扶植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国际开发署微型企业发展处处长麦基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微型贷款不仅为缺乏资金来源的广大微型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机会，微型信贷机构发明的一些新颖的放款方式也可以扩大到中小企业。比如，一种贷款升级的方法把贷款分成不同阶段，处于低级阶段的客户有很大的动力来还款。因为在偿还原有的贷款之后，他们可以得到数额更大的贷款。这种方法也使发放贷款的机构得以缩小自己的金融风险。
麦基女士还指出，从长远来看，微型贷款还能使整个社会在人道方面受益。她说：“如果贫困的家庭可以得到金融服务，获得发展的不仅是他们的企业和就业机会，而且可以使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得到药品，为儿童的教育投资，支付学费，积累财富，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不至于一贫如洗。”
美国国际开发署微型企业发展处处长麦基女士说，从长远来看，微型贷款能使贫困家庭更好地应付风险，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
二
多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预了支持微型企业和微型信贷的活动。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墨西哥蒙特雷市的博丽亚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她过去从未工作过，可是在美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她却成了一个小企业主。1998年，博丽亚的丈夫失业了。为了养活她的六个孩子，博丽亚比照杂志上的图案学会了缝纫。一笔150美元的小额贷款使她有了启动资金。她用这笔钱购买了足够的材料，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本生意。现在她每星期能销售100多件商品。她所挣得钱不仅养活了孩子，还在家里安装了自来水，并给自己家的房子加盖了一层楼。
博丽亚只是全世界千千万万接受美国支持的微型贷款的小企业主之一。过去30年来，为微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国会在2000年通过了“自力更生与国际反腐败微型企业法”，把微型企业的发展作为美国外援的一个组成部份。这部法案授权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扶持贫困的微型业主，并规定必须把所有款项的一半用于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非常贫困的人。
去年六月，美国总统布什又签署了“微型企业援助法”。这部新法要求扩大美国现有的微型企业项目，把这个项目在2004财政年度的预算增加2500万美元，总额提高到2亿美元。
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政府实行对外援助的主要机构，支持微型信贷则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项重要任务。 美国国际开发署微型企业发展处处长麦基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国际开发署从事支持微型信贷的工作已经有25年了。她说：“我们主要支持为贫困家庭和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我们也支持商业服务和与市场挂钩，帮助穷人所拥有的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回报率。我们还设法改善政策、法律和法规，使整个微型企业领域提高生产效率，以更切实的方式帮助贫困家庭提高收入，增加就业。”
为了促进微型企业的发展，美国国际开发署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为向贫困家庭提供信贷、财务及可持续商业发展服务的机构和网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第二，推动政策改革，使最小的企业能够同较大的公司竞争，实现它们创造收入和就业机会的潜力。第三，为试验和研究提供支持，找出和推广最佳的经营模式。
麦基女士说，国际开发署目前支持50多个国家的微型信贷工作，投入的资金大约为每年1点75亿美元。
除了对微型金融发展进行直接投资外，美国还为像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地方发展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支持。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为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都有良好的记录。
国际开发署副署长西蒙斯指出，由于美国政府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目前有200多万贫困人口能够获得各类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贷款人用贷款来增加收入，积累财富和改善生活。他们还以超过95%的偿还率来证明他们的信用。 此外，有300多万贫困人口在贷款机构存款，以便更好地为家庭的未来进行筹划和应对危机。同时，有将近67万服务对象从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的企业发展服务中受益。这使他们能打入新市场，提高技能和生产力，并增加收入。
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干达和玻利维亚这些国情极不相同的国家，微型金融客户现在在接受金融服务的人士中占绝大多数。在玻利维亚，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微型信贷项目正在推动金融服务的迅速扩展。 据玻利维亚中央银行提供的数据，微型金融机构、即主要向小型企业和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的机构，在1992到2001年之间，美元资产增长了将近300%，是商业银行增幅的八倍多。截至2001年，向微型金融机构贷款的人数达到向商业银行贷款人数的两倍以上。
近年来，在建立微型企业项目的过程中，美国国际开发署已逐步把微型企业的开发活动融入范围更广的项目，以帮助微型业主及其家庭克服内战和艾滋病等等重大灾难和疾病。例如，格鲁吉亚1998年内战结束后创立的微型金融机构康斯坦察，它的产品设计和宣传策略是为国内流离失所的妇女提供服务。康斯坦察现有在1万5千多位客户，并已经为2万多名极端困难的微型业主提供了服务。这个机构从美国国际开发发署和其他捐助者那里总共获得4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贷款资本和运营费用。根据最近对它的客户所做的调查，72%的客户改善了家庭的营养状况，28%改善了儿童教育，22%通过微型企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74%的调查对象报告收入增加。其中92%的人说，这是因为获得了信贷服务，使他们能利用新的经济机会。
美国国际开发署微型企业发展处处长麦基女士说，除了支持微型企业之外，国际开发署还为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健、教育、农业、贸易、私有化、建立资本市场和司法机构改革做出努力。目前，国际开发署还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在中国展开工作，不过国际开发署支持的、由28个政府和民间开发机构组成的扶贫咨询集团与中国有一个加强微型信贷的合作项目。
三
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在43年前创立的一个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组织，它的任务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自从1961年以来，总共有17万名和平队的志愿人员在全世界的137个国家工作过。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教育、农业、环保、信息技术到帮助青少年、促进健康与预防艾滋病等。和平队队长瓦斯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和平队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支持微型企业的发展，因为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她说：“经济发展就是提升人们的能力，不仅帮助和支持接受培训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也创造出就业中心--成功的企业能为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它也为小企业家和商业组织制造机会来开发和推广自他们的产品，增加家庭收入。在有些情况下，小企业可以把产品出口，把产品和收入的来源多样化。”
瓦斯克斯还介绍了和平队在这方面所作的具体工作。她说：“志愿人员支持城市和乡村的微型企业的发展。他们为小企业家提供市场推广、企业规划和会计方面的培训。我们也从事越来越多的商业教学，志愿人员在大学和中学教授市场推广和管理技巧，并为离开了学校的青少年提供培训，扩大他们的就业机会。”
瓦斯克斯说，在过去几十年里，和平队为非洲、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的数十万创业者提供了大量协助。随着共产党政权80年代末期在中欧和东欧的崩溃，和平队在这个地区创办了一系列的小企业开发项目。与此同时，志愿人员在拉丁美洲继续推动合作社运动，并努力促进亚洲和非洲的创业传统。
到目前为止，和平队已经在世界上的36个国家建立起独立的小企业开发项目。2002年，有将近一千名和平队的志愿人员为8万多名个人创业者和8千个从事商业服务的组织和企业提供了协助。
被分配到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经济部工作的和平队队员戴格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戴格尔协助同事开办了一个鼓励外商在当地的股票交易所投资的研讨会。他还帮助同事制订招商项目，吸引美国和欧洲商人前往乌克兰投资。通过这些努力，微型金融银行在赫梅利尼茨基建立了一个分行，为这个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种子基金。
由于妇女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和平队的志愿人员经常同妇女合作社和微型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帮助妇女获得创办和扩大企业所需要的适当培训、商务咨询以及资金。比如，2000年在多戈巡回服务时，和平队的一名志愿人员为当地妇女建立了一个信用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在运行了三年 之后仍在继续发展壮大。现在，它已经积聚了足够的资金，可以建立银行帐户，把资金重新投入企业，以及为合作社成员的孩子支付学费。
和平队与其他外援机构不同的一个方面是，它侧重为青少年提供服务。现在全世界有12亿10岁到19岁的青少年，其中87%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和平队服务的许多国家，这个年龄段的人数不断上升，而他们面临的就业机会却非常少，以至青少年犯罪的现像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和平队队员为校内外的青少年提供创业、企业管理以及领导能力培训，同时建立青年创业俱乐部，帮助年轻人实践他们学到的技能。
比如，志愿人员劳伦斯与尼加拉瓜教育、体育和文化部协调，在当地中学、青年中心和接受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的收容所展开创业技能培训。有300多名尼加拉瓜青年参加了这些培训。在劳伦斯的影响下，一群年轻人创办了T恤衫印制店，并把所得的利润用于制止艾滋病传播的宣传活动。
和平队队长瓦斯克斯说，和平队志愿人员在东道国社区一般服务两年。在这段时间里，参加小企业开发的和平队志愿人员把“给人鱼吃不如教人如何钓鱼”这一格言作为指导思想。瓦斯克斯说， 他们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能够并且愿意融入他们所服务的社区。
四
哥伦比亚巴兰基亚省的中年妇女卢迪斯原来在自己住的贫民区里开了一个卖副食品的小店。由于缺乏资金，她的小店里卖的食品种类有限。同时，因为她所在的贫民区没有电，她也无法出售肉类制品和奶制品。后来，卢迪斯加入了国际机会组织发起的信托银行，她的生意也因此大大改观。在国际机会组织的带动下，卢迪斯和另外11位妇女组织了一个微型信贷小组，为彼此的贷款作担保。卢迪斯拿到的第一笔贷款有50美元。凭着这笔资金，她增加了自己出售的食品种类，还把原来用破木头搭的小店面改建成水泥筑成的小商店。随着信托银行通过筹款为这个贫民区解决了电力问题，卢迪斯也买了电冰箱。现在，她的商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品，赚取的利润也能满足一家人的基本需要了。
菲律宾马尼拉的罗拉是一位72岁的老太太。这个年龄层的人本来应当退休回家、安享晚年了，可是罗拉却还在为了生存而奔波。罗拉住在马尼拉的一个贫民窟里，与另外四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她以制作煤油灯为生，因为煤油灯是当地的生活必需品。以前，罗拉要在垃圾堆里拣人家扔掉的玻璃瓶，把这些玻璃瓶擦洗乾净，再加上灯芯和金属作的提手。由于得到了国际机会组织提供的一小笔贷款，罗拉现在可以从废品回收处买玻璃瓶来做煤油灯，不用再去拣破烂了。在家人的帮助下，罗拉现在每天可以做300个煤油灯，这些煤油灯可以给她带来按当地生活水平来看相当不错的收入。
卢迪斯和罗拉都是在非盈利机构--国际机会组织的帮助下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的。那么，国际机会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的呢？国际机会组织的高级副总裁切斯顿女士说，这是一个专门帮助穷人的微型贷款机构，它通过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来改善他们的处境。她说：“我们支持微型企业的发展，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协助支持非常、非常小的企业，为原来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人提供金融服务。”
切斯顿女士说，国际机会组织是30年前由几位希望帮助穷人进行自救的美国人成立的。他们不想为穷人直接提供补贴，而是为他们提供开办小生意的启动资金：“他们的想法是，通过提供一笔小额贷款，人们可以投资开办一个非常小的生意，开始改善自己的境遇，摆脱贫困。”
国际机会组织的高级副总裁切斯顿说，这个组织在很多情况下通过一种叫做“信托银行”的贷款机构来工作，而他们的信托银行往往与妇女团体进行合作。那些妇女团体一般由三、四十人组成，这些人合起来接受一笔贷款，相互支持，交流从商的经验，并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切斯顿女士指出，在不适合开办信托银行的国家，国际机会组织也向个人或很小的团体发放贷款。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已经有一百万人接受了国际机会组织提供的小额贷款。它的客户目前遍布世界上的27个国家，总数达到50万人，而且还款率高达98%。她说：“我们进入了非洲、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在亚洲，我们刚刚开始进入中国；我们在东帝汶有个很成功的项目；我们在印度和印尼也有分支机构。我们的主要项目在菲律宾，我们超过一半的客户在菲律宾。目前，我们在菲律宾有25万名客户，贷款额高达5千万美元。”
至于这个微型贷款机构的资金来源，切斯顿女士说，大部份资金仍然来自美国。除了接受美国政府的拨款之外，这个组织也从许多美国人那里得到捐款。目前，政府拨款占国际机会组织资金来源的43%，而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拨款机构。
切斯顿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国际机会组织主要面向妇女，这是因为微型贷款对妇女非常、非常重要。她说：“一个原因是，妇女获得微型信贷、或是任何形式的贷款的可能性一般比男子要小。一般来说，很多国家都有关于私有财产的法律，这些法律一般对男子有利。男子一般比妇女有更多的抵押资产。由于这个原因，妇女往往被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
国际机会组织的高级副总裁切斯顿女士表示，国际机会组织的宗旨是为最贫困的人提供帮助，而妇女往往是最贫困的人。同时，她们对家庭所做的贡献也比较大。她说：“对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所作的研究显示，妇女为家庭的福址所做的贡献往往比较大。妇女如果赚了100美元，她往往会把钱花在孩子的衣食住行上，而男子在孩子身上花的钱往往没有妇女那么多。”
切斯顿女士说，国际机会组织发现，为妇女提供小额贷款能发生乘数效应，为妇女提供贷款实际上也帮助了儿童。这是他们把贫困妇女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一个原因。
五
谈到微型信贷，就不能不说一说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这个在1976年创立的金融机构一反要求有抵押资产的传统贷款模式，创造了以信任、责任、参与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的银行系统，在不要抵押资产的情况下为孟加拉国贫困的农村人口提供小额贷款服务。
美国乡村基金会的韦伯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首先介绍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尤纳斯博士。她说，在70年代初期，尤纳斯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前往美国，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4年爆发的孟加拉内战结束后不久，尤纳斯博士返回孟加拉，在一个大学里担任经济系主任。韦伯女士说，尤纳斯博士最初创办乡村银行项目是为了解决大饥荒给这个刚刚独立的国家带来的贫困问题：“孟加拉国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饥鸿遍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他很快就对自己在课堂上教授的井井有条的经济学理论感到极度失望，因为在校园外，人们正在由于饥饿而死亡。因此他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能做些什么？’”
尤纳斯博士走出了校园，到外面去了解民情。他看到很多人在勤奋地工作，可是却连自己和孩子都养不活。美国乡村基金会的韦伯女士说：“他遇见了一位制作竹凳的妇女。这位妇女整天工作，用竹片编出漂亮的凳子。然而，她劳动一天只能赚到两美分。尤纳斯教授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整天劳动，却只能赚两美分？’这位妇女解释说，她非常穷，没有资金买原材料，因此她必须通过一个中间人转手。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她靠借贷拿到竹子，晚上她必须把竹凳卖给这位中间人，价格也由中间人来定。因此，一天下来，她只能拿到两美分。”
了解了情况之后，尤纳斯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事情。他把42个人组织起来，这些人总共需要26美元的资金来摆脱中间人。于是，尤纳斯教授自己拿出这笔钱，给了他们，并对他们说：“等你们有了钱再还我。”
乡村银行项目就是这么开始的。这个试验后来不断扩大，用小额贷款为饲养牲畜、贸易、以及各种各样的家庭小企业和服务业提供资金。到了1983年，由于有充份的证据显示这个办法行之有效，乡村银行项目被改造成专门为没有土地的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提供金融服务的独立银行--乡村银行。
在试验阶段，也就是从1976年到1983年，贷款人数从不到100人扩大到4万5千人。乡村银行成立后，出现了一个稳定增长的阶段。到1990年，贷款人数增加到85万人；2000年达到240万；而目前客户人数已经达到340万。乡村银行的分支机构目前遍布这个国家60%的农村地区。
美国乡村基金会的韦伯女士说，接受孟加拉乡村银行贷款的人有95%是妇女。它最初的平均贷款额为50美元，现在已经成长到200美元。到目前为止，这家银行累计贷出的款项高达45亿美元，已经偿还的资金也达到41亿美元。
调查显示，在90年代中期，孟加拉国每年有大约12万个接受乡村银行服务的家庭突破贫困线。同时，这家银行的贷款偿还率在大部份时期保持在95%到99%之间。
那么，美国乡村基金会与孟加拉乡村银行有什么关系呢？美国乡村基金会的韦伯女士说，美国乡村基金会也是尤纳斯博士创办的。在创办了乡村银行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组织授予他各种奖项。1997年，一项奖授予他7000美元的奖金，他就用这笔钱建立了美国乡村基金会。韦伯女士说，这个基金会现在通过向各种组织和个人募捐来筹集资金，从去年起也开始接受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款项。韦伯女士表示，美国乡村基金会支持孟加拉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微型信贷活动，为许多国家的小额贷款项目提供种子资金，也为一些组织提供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帮助它们扩大业务，改进服务质量。她说：“美国乡村基金会支持世界上20个国家的45个微型信贷机构。我们的合作夥伴遍布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和中东地区。”
韦伯女士说，在亚洲地区，美国乡村基金会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中国都有合作夥伴。它在中国的合作夥伴是扶贫经济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创办人杜晓山1993年访问了孟加拉乡村银行，并会见了尤纳斯博士。美国乡村基金会目前协助扶贫经济合作社扩大客户范围，为它提供了18万美元的小额贷款种子资金。
六
20世纪80年代初期，小额信贷作为国际援助机构扶贫项目的一个组成部份和一种特殊的资金使用方式，开始在中国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从1993年开始，一些非政府组织发起了一些小额贷款项目，并建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机构。从1997年以来，中国政府也开始采用小额信贷的方式来推行扶贫工作。小额信贷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到户的措施，被推广到中国的大部份贫困地区。
目前在中国，发放小额信贷的机构和组织大致为三种类型：政府的小额信贷机构，比如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第二种是其他正规的金融机构操作的小额信贷，比如农村信用社；第三种则是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小额贷款项目。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办起了几百个小额贷款机构，投入的资金有几亿元人民币。此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统计，有30多个国际组织在中国的100多个地区进行着规模不等的、发放小额贷款的工作。据专家估计，十年来，这些非政府组织推行的小额信贷计划已借出大约1点2亿美元。
由国际上28个公营和私营发展机构组成的扶贫咨询集团是一个努力扩大贫困人口获得金融服务的组织。这个组织已经与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有关机构结成了夥伴关系，在中国也开展了一些项目。其中包括从事小额贷款方面的培训工作，把相关的资料翻译成中文，并为中国政府的有关机构提供咨询。扶贫咨询集团长期派驻北京的首席微型金融专家伊赛恩说，中国正在积极展开小额贷款活动：“当我们谈论微型贷款的时候，我们涉及很多不同类型提供这种服务的机构，包括银行、非政府组织、信用合作社、邮政金融服务和专业性机构。根据我的了解，所有这些机构在中国都很活跃。因此，我认为小额贷款在中国已经打开了活跃的局面。”
依赛恩说，大部份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援助机构发起的小额贷款项目规模都比较小。中国扶贫基金为2万7千名客户提供服务，另一个扶贫机构--中国扶贫经济合作社有1万5千名客户。
中国扶贫经济合作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建立的。这个组织接受国际上为中国提供的小额贷款援助，目前累计发放贷款额达1点73亿元人民币，还款率超过90%。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晓山是中国小额信贷最早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发放小额信贷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对20个村庄的114名受访者进行五年的跟踪之后，杜晓山发现，小额贷款对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是小额信贷让贫困人群拥有更多途径的金融服务。在被调查者中，72%的受贷人得到了重复贷款，超过50%的积极受贷人得到了不止一项贷款。如果没有小额贷款这种形式，52%的人无法得到类似的贷款。此外，受贷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总的来说都有所提高。接受调查的人中有75%表示，参加这个项目之后，资产和生活水平都有相当的、或显著的改善。
杜晓山对另外400户接受小额信贷的家庭所做的调查显示，贷款对家庭收入有影响的比例达到86.6%，生病后有看病能力的家庭占80.7%，愿意送子女上学的家庭增加了46.9%，愿意参加市场交易的家庭增加了62.8%。
但是许多业界人士指出，中国的绝大多数小额贷款项目目前并不成功。原因是由于运行成本太高，还款率低，造成小额贷款项目亏损，无法持续下去。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请专家分析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欢迎到时收听。
七
中国现在已经有几百个从事小额信贷的机构，此外还有30多个相关的国际组织活跃在中国的100多个地区。但是许多业界人士指出，跟亚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小额信贷活动开展得不是很好，绝大多数小额贷款项目并不成功。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透露，小额贷款在中国的鼎盛时期，总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而现在的贷款余额只有几亿元人民币。刘福合表示，尽管1998年中国政府给予了非银行的小额贷款发放机构合法的地位，但是迄今为止已经开放了六年的小额信贷仍然举步维艰。
刘福合认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为了控制金融风险，有意收缩非金融机构贷款的发放。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不得不强调利益最大化，以至出现“嫌贫爱富”的现像。同时，小额贷款普遍存在到达率低的问题，资金无法到达真正贫困的人群手里。
一些专家指出，小额信贷在中国由于运行成本太高，还款率低，造成不可持续。他们说，小额信贷要把很小额度的资金送到成千上万个贫困农户手里，工作量很大，成本很高。而与此同时，小额信贷的回收率也比较低。据有关学者估计，中国农业银行的小额扶贫信贷回收率仅在50%到60%之间，有些地方甚至更低。
为什么中国的小额信贷还款率低呢？专家指出，国际上公认的小额贷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利率通常为6%到7%，规模也不能过大，否则就会出现管理上的漏洞。而在中国，一些由政府主导的小额扶贫项目贷款利率往往执行每年3%的农业贷款利率，发放规模过大，管理漏洞不少，发放过程也不透明，因此还款率低。
由国际上28个公营和私营发展机构组成的扶贫咨询集团的首席微型金融专家伊赛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要使小额贷款项目能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在短期内需要作两件事。她说：“在农村地区加强竞争，允许成立一些只提供信贷的组织来为客户服务。现在，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能够持续存在的金融服务机构非常少。一种办法是让这些只提供信贷的机构与农村信用合作社或其他正式的金融机构发生联系，成为它们的专业代理人或经纪人。”
伊赛恩认为，另一种办法是允许小额贷款采取灵活的利率。她说，为广大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的成本往往比银行在城市里发放一般贷款的成本要高 。因此，中国现在很少有小额贷款项目能作到不亏损，这意味着它们无法长期存在下去。伊赛恩指出，要鼓励小额贷款机构存在下去，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就要允许小额贷款采用比较灵活的利率。她说，中国官方现在允许的利率是4.5%，有的可以上调到8%到9%。但是即使在这种水平，也只有非常少的小额贷款项目能够做到不亏损。伊赛恩认为，应当允许有的小额贷款项目采用更高的利息。
还有专家认为，可以实行“两步走”的方案。在放松利率方面的管制、允许小额信贷机构通过利差赚回投资之后，再允许它们吸收存款。当这些小额贷款机构的实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政府具有了监管能力，再让这些小额信贷机构成为真正的专门金融机构。
美国乡村基金会中国委员会副主任却宇敏专门研究过中国应当如何对小额信贷活动进行管理的问题，还出席了去年九月在北京举行的微型信贷高峰会议。却宇敏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中国需要制定一整套针对微型金融活动的规章制度，尤其是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微型信贷活动的机构。她说：“从事微型信贷活动的组织应当有一个管理它们的机构。这个机构对微型信贷活动进行监督，确保有关政策得到了贯彻，以及这些政策前后一致。”
却宇敏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允许从事微型信贷活动的组织接受来自各种机构的资金，并为从事微型信贷活动的工作人员提供职业培训。此外，也应当要求微型信贷机构公布它们的财务运作状况。
八
自从70年代中期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项目尝试向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以来，微型信贷在世界各地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微型信贷高峰运动提供的数据，迄今为止，世界各地大约有6760万个家庭因为接受了小额贷款而受惠，其中有3770万个家庭在开始加入微型金融系统的时候属于“赤贫”人口。
但是一些专家指出，最需要发展微型信贷的贫困国家往往缺乏一个有利于微型信贷成长的环境。微型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障碍，比如：要靠裙带关系、而不是企业的业绩才能获得政府的服务，政府官员非法收费，法规及其执行的不可预测性，私营经济领域的协议得不到政府的保护等。马里兰大学机构改革和非正式经济中心的项目分析员德鲁谢尔女士说，腐败阻碍了微型信贷的发展：“如果银行系统内部存在腐败现像，贫困人口很可能得不到资金，他们可能没有力量跨越腐败的障碍。”
德鲁谢尔女士指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政府及官员工作效率低，缺乏信誉，缺乏具体的针对微型企业和微型信贷的政策等。马里兰大学机构改革和非正式经济中心市场机构研究室主任巴斯特雷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当改善微型信贷的法律环境，给予从事微型信贷的团体正式的法律地位。她说：“作为法律机构，它们可以成长壮大，可以获得商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可以让它们的成员进行储蓄，来支持自己的成长。这本身就需要法律地位，因为一个组织如果可以接受会员的储蓄，就存在如何保护这些储蓄的问题。一旦接受会员的储蓄，这些储蓄就需要受到政府规章的管理和监督。”
美国乡村基金会中国委员会副主任却宇敏女士认为，政府需要为微型信贷活动提供一个有利其发展的环境。她说：“由于微型信贷是新兴事务，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它成长的环境。这意味着要有灵活的利率，能对客户的需要和需求做出反应，因为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却宇敏说，政府要制定一整套针对微型信贷活动的规章制度，要有一个统一管理微型信贷活动的机构。
美国乡村基金会主席康茨表示，政府不应当把重点放在为贫困人口直接提供微型金融服务方面，因为这种作法容易政治化而且效益低。他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当建立辅助性的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基金或其他不会被政治化的机制，为微型金融机构提供资金。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康茨举了摩洛哥的例子。1997年，摩洛哥的微型金融部门只有大约一万个客户。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微型金融的监管措施和通过哈桑二世基金拨款一千万美元，摩洛哥的微型金融业在五年时间里超过了原来在这方面遥遥领先的埃及，客户的人数在2002年突破了20万大关。与此同时，这个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微型金融业的客户人数只出现有限的增长，甚至没有增长。
美国乡村基金会主席康茨指出，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展开的微型信贷活动已经总结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要实行有效的宣传，由当地贷款员挨家挨户进行动员，尤其要动员最贫困的妇女。第二，在借款人相互负责的框架下提供资金能保证微型信贷活动迅速取得进展。第三，妇女的信用风险最低。由于她们更有可能把投资的盈利用在孩子身上，从而最有可能打破一代又一代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美国贫困人口增加
张佩芝/华盛顿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2003年美国贫困人口和前年相比出现大幅增长。除此之外，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在这个时期也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把贫困率升高的原因归咎于经济状况不佳和就业市场疲软，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统计数字和实际情况不相符。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美国贫困人口和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都出现大幅增长。报告指出，2003年美国贫困人口和2002年相比增加了130万人，达到将近3千5百90万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冲击特别大，2003年贫困儿童占18岁以下人口的17.6%，为1千2百90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80万人。与此同时，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增加了140万人，达到4千5百万人，占总人口 的15.6%。
这是美国贫困人口和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连续第三年上升。分析人士认为，贫困率和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减缓和就业市场持续疲软。华盛顿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拉里．米歇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过去几年来，美国就业市场持续不景气，一直到2003年年底就业情况才出现好转。就算如此，就业机会的增长幅度也不尽理想。所以许多员工的工作时数减少，没有工作的时数增加，导致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下滑，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三年。这也导致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减少，因为雇主没有给予新员工医疗福利，许多新的就业机会的福利待遇也不好，没有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
米歇尔表示，贫困率升高和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布什政府推行的公共政策。他说：“布什政府提出并制定庞大的减税政策，他们说这个政策将会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到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这份报告也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其中包括美国一般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在持续两年下滑后，去年终于稳定在4万3千318美元。除此之外，虽然贫困儿童有所增加，但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却维持不变。有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有比较多的儿童得到政府的低收入医疗保险补助。
与此同时，部份分析人士对这份报告的统计数字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没有这么糟。华盛顿的另一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雷克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并不认为2003年的贫困人口和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有所增加。他说：“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可能没有增加。这份报告不准确，因为它大大低估了美国政府对低收入户的医疗保险补助。过去三年来，得到这种补助的人数从4千万人增加到5千3百万人，而这份报告并没有反映出这个数据。”
布什政府官员和部份分析人士也认为，这份报告没有反映出今年的趋势。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雷克托说：“通常经济减缓时贫困率都会上升。股票市场大幅下跌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美国2001年经济出现减缓。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贫困人口总是会在经济减缓后的三年持续增加，这是我们所说的‘滞后经济指标’。2003年是经济减缓后的第三年，今年我们肯定可以看到，贫困人口会减少。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数据。”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中国劳工走四方
何宗安/华盛顿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大部分的农村人口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跟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人一样， 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走向全球的各个角落，寻求在家乡无法想像的工资待遇。
有些人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到战争地区寻找机会， 另外一些人，则忍受着艰苦的工作环境。对回报的期待经常超过了对风险的考虑。
今年早些时候， 身份不明的人在苏丹杀死了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两名中国雇员。 在阿富汗， 持枪者杀死了为阿富汗政府和中国公司之间一项合同而工作的十一名中国工人。
他们是在国外合法或是非法工作着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中的一部分。国际劳工组织的抵制强迫劳动特别行动计划的负责人普兰特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资相对依然很低。 因此，很明显， 很多中国人更愿意到国外去寻求机会。
林永是中国职工和工人协会的主任，这是一个独立的为纽约唐人街的中国移民服务的组织。林永表示，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一千美元一个月的收入超过了一个普通中国城市居民一年的收入，也比中国农村人口几年的收入超出好几倍。林永说，许多来海外的中国移民大多作着赚大钱的梦想：“许多人到这里来，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最好的，他们是更好的奴隶或是其它什么。他们可以比先于他们来的人更有竞争力。即使是回去的人们告诉了真相， 也没有人会相信。”
纽约市亨特学院研究亚裔美国人的教授邝彼得认为， 中国超过十二亿的人口为世界其它地方提供了看起来好象是源源不断的愿意工作而且也有能力工作的劳动力。他说：“现在的移民的状态不是强迫的劳工， 因此， 他们并不是奴隶。不是契约关系。不管这种 关系多么令人反感， 但是还是工作关系。这是大家自愿的一种东西。所以，这就是大家还是源源不断的来的原因。你告诉他们事实的真正的状况， 但是他们还是要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挣五万美元。”
邝彼得同时强烈谴责了目的地国家的雇主。 他说， 他们只对找到廉价的劳工感兴趣：“有千百万甚至数十亿人想要离开他们的工作。他们说，‘我想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好的机会。’但是，如果别的地方没有工作机会，他们就不会离开 原来的地方，也不会到那里去。换句话说，如果纽约没有那些血汗工厂，如果制造也不雇用中国人， 中国人就不会到纽约去。”
同时，国际劳工组织的普兰特说，在其它国家非法寻求工作机会的中国人数目在增加。他同时表示，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在其它国家非法工作还没有具体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否超过了合法的工人的数目也不清楚。但是， 他估计， 没有登记的中国工人的数字应该在成千上万。
普兰特说，在其它国家工作的很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是自愿出来的， 但是都不知不觉变成了那些偷渡集团的受害者。他说：“ 我们看到的是，关于贩卖和偷运人口， 在这个案子上，主要是偷运人口，偷渡客在行程的开始可能是自愿的。这种行程有时是绝对可怕的。最糟糕的状况是，这个可怕的行程可能耗时几个月，最后才能到达目的地。 然后， 就进入一个严重的高压的强迫性劳动关系，变成强迫的劳工。 ”
普兰特表示，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奴役的关系，但是， 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他说：“这是一种债务奴役状况。现在， 债务奴役关系是类似奴役关系的现代形势中的一种。这种关系已经被1956年的联合国类似奴役状况公约所特别禁止。这也是对国际劳工组织自己准则的践踏。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个准则得到了全世界160个国家的批准。因此， 根据这样的定义，债务奴役形成了强迫劳动和类似奴役的实质。”
普兰特说，债务奴役的盛行是因为持续对廉价劳工的需求继续吸引了非法或是合法的中国劳工到别的国家。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几个方面，在象中国这样的地方，要提高生活和工作的水平，
另外，也要打击目的地国家对劳工的剥削。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10月 第3卷 第10期 总第29期
美国经济学家荣获诺贝尔奖
蔚然/华盛顿
瑞典皇家科学院十月11日宣布，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和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表彰他们在商业周期推动力这一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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