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OO7年4月刊 第6卷 第4期 总第59期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举措是否奏效

莉雅

中国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分别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举行大约两个星期的会议。中国官方媒体说，两会代表将就国计民生问题进行讨论，而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议题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自从中国共产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优先议题以来，胡温政权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完全取消7亿3千万农民的农业税，增加对农村教育和健康的投入，同时加大政府支出，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和改善工业安全。

中国政府还在行政改革上采取措施，如精简乡镇机构，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在老百姓最关心的医疗和教育方面，中国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政府这些促进社会和谐的举措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刘晓波：仍然停留在口号上*

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政治异议人士刘晓波认为，胡温政权提出的构建社会和谐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停留在口号上。他列举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种种不和谐。

刘晓波说：“比如说政治经济，它是不和谐的，经济改革、政治停滞。它的收入分配，这是大家意见最大的，它是不和谐的。胡锦涛上台后讲执政为民，这和贪污腐败横行也不和谐。

“另外，它一方面将人权入宪，同时它又严厉打击民间挑战官权这样维护自身权益的言行。这个自然也是非常不和谐的。还有一个不和谐的是，你既然要保护人权，那么基本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应该得到保障，但是他对言论出版自由打压得越来越厉害。”

*张炜：是政治结构问题*

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炜认为，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措施成效不大，问题在于它的官僚体制。

张炜说：“没有取得成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信息传递到他那个地方去，使得统治者相信这个事实，这个过程太长，到达比较晚。等它到达的时候，很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了。”

这位前中国政府官员说，中国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从制度这个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张炜说：“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而任何国家的收入分配都是一个政治代表性问题，都是一个政治结构问题。”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也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配套的行政和政治改革措施出台，公共政策的调整只能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中国现有的只唯上不唯下的腐败官僚体制不改变，建设和谐社会就缺乏政治基础。

*盖保德：政治领域已发生变化*

但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盖保德则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说，中国有很多问题，像银行体系、教育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新闻制度等等。他认为，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他说：“我不会把政治领域单列为阻碍发展的因素。政府在对所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加以解决，只不过有些领域的进展有时比较快，有时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慢。但是把某一个领域作为阻碍进一步发展的说法忽略了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改变，特别是在政治领域。”

这位前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资深经济学家举例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生了很大的演变，地方政府的民主选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另外新闻也比过去自由。这些在权力使用方面发生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朝着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他看来，在分析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时，把所有的问题都系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是由民选产生是不成熟的分析方法。

*盖保德：经济转型过程自然现象*

不过，盖保德也批评说，中国政府在促进社会和谐的公共基础设施上投入的确不够。

他说：“我认为，他们对能够解决这些冲突的软机制上支出不够。他们在遏制环境破坏方面投入不够。我想说的是，他们需要意识到，在包括司法制度、打击腐败以及使环境保护局保护环境的措施能够得到实施在内的软制度建设上的资金，跟在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或是电信设施上的投资同等重要。”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这种思维还没有渗透到决策者的头脑里。尽管如此，盖保德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和谐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自然现象，它是政府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上获得成功的佐证，而不是政府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