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于五月25日到27日在中国上海召开第一次全球扶贫大会，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的问题。世行官员表示，这次会议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召开，是因为中国在扶贫方面非常成功，为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然而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背后，很多人仍然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
世界银行于五月25日到27日在中国上海召开第一次全球扶贫大会，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的问题。世行官员表示，这次会议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召开，是因为中国在扶贫方面非常成功，为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然而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背后，很多人仍然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
一 相互矛盾的报告
在这次扶贫大会召开之际，不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中国政府都大力报告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共官方媒介上海日报说：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新世纪扶贫计划，到2015年全球的贫困人口要减少一半，可是中国现在就已经提前十多年实现了这个所谓的“千年发展目标”，因为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解决了两亿两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三千万。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联络司司长吴忠表示，中国在消灭贫困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但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也增强了联合国在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信心。
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扶贫成果更是赞誉有加。世行在上海发表的中国扶贫案例报告中指出，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现象就急剧消失。按照世界银行规定的每天收入一美元的贫困标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贫困人口从四亿九千万减少到了八千八百万，贫困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81年的49%降低到目前的6.9%。世界银行解释道，如果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每天二十美分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从两亿多减少到不足三千万，这仍然是个伟大的进步。世界银行副行长傅兰妮·洛捷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如何把贫困人口从几亿人减少到几千万人。而且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我们对学习中国的这个经验很感兴趣。”
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以及世界银行对中国扶贫的成功大唱赞歌的时候，一些学者却对中国不少地区贫困状况恶化和贫富悬殊加剧提出了警告。专家指出，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目前18%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两亿三千五百万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行所说的八千八百万，更不是中国政府所夸耀的三千万。
安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在对中国农村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根据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过去二十年间，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农民已经富得流油了。可是当他们深入到农村之后才发现，原先留存在他们印象中的一幅幅乡间风景画都不过是一些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城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实际上活得很累，很沉重。陈桂棣和春桃在安徽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里，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令人震惊。有一家农民，全家人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共产党刚刚夺取中国政权后的五十年代初。有位农民掰着指头算了一笔帐，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和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靠种地已难以为继，但他们仍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安徽阜阳农民徐化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阜阳出产的农产品主要是大豆小麦。人均年收入大多是二百块钱、三百块钱，最多不会超过四百块钱。这还要在好年景，就是不减产、不歉收的年份。我们家有三口人、三亩地，拼死拼活，一年收入也只有一千块钱左右。”
但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傅兰妮·洛捷女士却认为，中国大规模的贫困状况已经成为历史，目前的贫困只是个别问题。洛捷女士说：“中国现在正努力解决这些零星的贫困问题。这些零星的贫困点很难处理，因为它们大多分布在西部省份和偏远地区。”
然而根据陈桂棣和春桃的调查，世行副行长洛捷女士的结论似乎站不住脚，因为中国的贫困并不只是西部省份和偏远地区的零星问题，在经济发达的东部也随处可见，甚至触目惊心。陈桂棣和春桃指出，在著名的旅游胜地黄山，休宁县白际乡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81%。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困的乡镇，因为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正象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中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陈桂棣和春桃还说，就连所谓“人间天堂”的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中洲镇，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山东省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刘志扬教授也是一位长期关注中国贫困问题的学者。刘志扬教授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非常严重。我在贵州省的黄果树旅游区走访了两个村子。据介绍这两个村子在贵州属于中等水平，可那里的贫困程度真够惨的了，仅仅是填饱肚子而已。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除了几件极为原始的简单家俱以外。其中一家有两间破房子，四口人，穿的是非常破烂。除了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以外，一家人每年的支出不到三百块钱。三百块钱，我们在那里跟当地官员吃一吨饭也得花三百块钱。这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贫困程度了。”
二 面对真正的贫困者
全球扶贫大会由世界银行主办，中国政府承办，上海市政府协办。在这个扶贫大会上，你见不到一个贫困者，出席会议的代表全是达官显贵，其中包括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巴西总统卢拉、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以及八十多位部长、近千名官员和企业总裁。
他们每人在上海浦东的五星级饭店里睡一觉所花的钱足够中国一位贫困农民三年的生活费。不过，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告诉记者，大多数中国农民都算不上是穷人了。沃尔芬森说：“我选择在中国召开这次扶贫大会的原因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使四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懂得大规模扶贫，那就是中国。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召开这个会议是再好不过了。”
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在报道这次会议时也都极力渲染中国政府在扶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上海文汇报说，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因为“全球扶贫大会事关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政府要利用这次会议为自己树立起帮助人民脱贫致富的光辉形象。
然而山东青岛社会科学院的刘志扬教授却对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功”提出了置疑。刘志扬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各级政府的很多官员只注重形象，不管实质，刮了几十年的浮夸风至今盛行不已。结果扶贫项目成了各级权贵的摇钱树，含辛茹苦的基层民众依旧一贫如洗。刘志扬教授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他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举例说，一些基层政府打着扶贫项目的名义四处伸手要钱，给一个项目在不同的时候挂上不同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这样一来，一个项目就变成了好几个。刘志扬教授把这种一鸡多吃的作法称作“一个姑娘八个婆家。”他说：“他下面往往是一个姑娘八个婆家。比如，他们打了一眼井。水利局要搞扶贫项目，他们就对水利局说：我们打了这眼扶贫井，可以帮助贫困户浇地，你给我们钱吧。林业局要搞扶贫项目，他们又对林业局说：我们打了这眼扶贫井，可以帮助贫困户浇树，你给我们钱吧。就这么一件小事情，他们可以对上面列上十个、二十个，甚至更多的要钱的名目。而实际上就这么一件小事。”
观察人士指出，正是基层官员这种欺上瞒下的腐败行径使中国所谓“脱贫致富”的人数扶摇直上，使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民众的实际生活每况愈下。非但如此，正在北京上访的贺云美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她的老家湖北省，地方政府不但不帮助穷人脱贫致富，反而迫使象她这样原本生活还算安逸的人脱富致贫，因为政府为了开发土地而拆毁了他们的住房，却没有给他们这些失去家园的人足够的补偿，导致他们陷入贫困。贺云美说：“我们被大批拆迁，可是他们却不给我们拆迁费，所以我们就来北京上访。我差一点儿被抓起来。他们抓了我之后，我跟他们吵闹，才被放了。其他200多人都被抓起来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那个拆迁办公室是非常非常的坏！”
衣衫褴褛的贺云美现在靠捡破烂和乞讨为生。
象贺云美这样被政府捉弄得脱富致贫的人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就连一些地方报纸也时常予以揭露。华西都市报报道说，四川省峨眉山市峨山镇万坎村曾经是个堪称小康、家家都有漂亮小楼的村庄。但是自从两年前，他们的土地被出卖，房屋被拆除以来，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就都搬进了一个个用木板、茅草搭起的窝棚，成了名副其实的贫困户。 一天，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四川省人大代表张世昌偶而从那里路过，看到失去土地和房屋的村民们如此穷困，感到十分震惊。他经过周密调查后，要求地方官员赔偿村民的损失，没想到竟从此跟基层官员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最后惊动了省长，问题才得到解决。
可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很多脱富致贫的老百姓并不象万坎村的村民那么幸运，能够遇到一位路见不平，挺身相助的人大代表。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市昌平区，也有很多村民由于失去土地而陷入贫困。阳房镇后白虎涧村的王美如告诉美国之音，乡镇政府把土地按每亩170多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可是每年只给失去生计的农民176元作为补偿，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她说：“农民土地被霸占后，每人每年只给170多块钱，很多家庭的孩子连学都上不起了。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成天满大街跑。我问他们怎么不上学呀？他们说：我们不念了，家里没钱。我自己也是满身的病，糖尿病、心脏病、血压高，特别严重，根本就没人管。我只好不看病，我没有看病的钱。我自己种一点儿菜，凑合活着。扶贫？哪个老百姓没钱，他共产党管过？”
王美如的同乡蔡怀利更是对政府使农民脱富致贫感到愤怒。蔡怀利告诉美国之音，政府如此制造贫困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已经快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尽管大多数贫困农民还是选择了上访告状的办法，希望能够打动某个官员的良心。他说：“又是占地，又是卖地，逼得老百姓都快造反了。我上个礼拜，一个礼拜，每天晚上都到中南海门口去想办法告状。老百姓都指着土地吃饭呢，没地怎么活呀？”
三 贫困与稳定
这次全球扶贫大会的主题是扩大减贫效应。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巴西总统卢拉、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以及八十多位部长、一千度名官员和企业总裁出席了大会。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从北京赶来向与会人士发表讲话，并且叙述了中国在扶贫方面走过的历程。
温家宝表示，从1979年到200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8.4倍；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了7%；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这期间，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了温饱。目前的问题是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温家宝说：“现在，全国农村仍然有近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镇有2000多万人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还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帮助。中国消除贫困的问题相当艰巨，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
温家宝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温家宝表示，中国之所以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因为中国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他说：“没有和平与稳定，发展就会失去保障，消除贫困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全球扶贫大会的主席、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当即表示不同意温家宝总理的说法。沃尔芬森指出，温家宝总理把贫困与稳定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沃尔芬森说：“温家宝总理说，没有和平与稳定，就不可能消除贫困。可是我认为，跟温家宝总理的立场恰恰相反，实际上不消除贫困就不可能有和平与稳定。这正是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之一。”
观察人士指出，温家宝总理在这次扶贫大会上提出稳定是脱贫的前提似乎与中国目前的形势不无关系，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很多陷入贫困的工人和农民不断举行抗议示威和上访请愿，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些都是动乱的苗头。尤其是当时正值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之际，北京政府更加担心生活无着的民众会起来闹事，影响社会稳定。蔡怀利和贺云美都是最近几年从小康生活陷入贫困状态的下层民众，他们为了讨回公道，现在都正在北京上访。蔡怀利说：“老百姓都快造反了。我上个礼拜，一个礼拜，每天晚上都到中南海门口去告状。”贺云美说：“200多人都被抓起来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这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好多学生都来看望我们。”
正在上海出席全球扶贫大会的山东淄博万杰集团总裁孙启玉告诉美国之音，在贫困与稳定的因果关系问题上，他的立场更接近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而不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孙启玉说：“贫困造成不稳定，历来都是如此。如果不贫困了，大家都富裕了，那保持稳定也就没得说了。在中国，要想保持稳定，就得首先减少贫困。”
孙启玉举例说，淄博钢铁公司由于管理不善、技术落后、产品没有销路而被迫停产，结果工人由于拿不到工资而四处上访，造成很大动乱。后来万杰集团收购了淄博钢铁公司，使三千多下岗工人重新有了工作，而且工资都翻了一番。孙启玉说：“现在，这三千多工人没什么意见，非常稳定，热情很高。也没上访了。还上访什么？所有的条件我们都答应了，都办了。政府也非常高兴。”
四 扶贫中的腐败
全球扶贫大会虽然只开了两天，但是涉及的问题却面面俱到：从政府政策到民间投资，从小额信贷到司法改革，从教育到卫生，从交通到水利，从自然资源管理到遏制艾滋病，等等等等，难以尽数。由于时间仓促，讨论都是蜻蜓点水。
由于发言者大多是各国高官和御用专家，讲话基本上是为自己评功摆好。这次大会的主旋律是：全球扶贫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世界上还有2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两美元，还不如发达国家的一头牛。扶贫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尽管贫困地区的很多人并没有脱贫致富，而发达地区的不少人却已经脱富致贫。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对与会者盛情款待，轮番举行盛宴和晚会，花的自然都是扶贫济困的钱。一位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跟记者说：“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世界银行，看起来都很有幽默感。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想到在远离贫困的地方举行扶贫会，在扶贫大会上大事铺张呢？”
不过，大会承办者的幽默还不止于此，因为在这次会议密密麻麻的议事日程表上，几乎什么话题都列上了，可就是人们最关心的扶贫中的贪污腐败被遗漏了。然而自始至终，好几位外国记者都纠着扶贫中的腐败问题不放，不过与会官员在回答时也都显得有备无患。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告诉美国之音：“我们已经把140来个公司列上了黑名单，因为有证据证明他们在承包扶贫项目时贪污腐败。就在现在这一刻，我们有五六十人正在进行腐败调查。我们负责调查腐败的人员比整个国际社会加起来的调查员还多。可见，在打击腐败方面，我们是走在前头的。”
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要打击扶贫当中的贪污腐败，光靠世界银行的调查人员是难以奏效的，更重要的还要看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比如在中国，贫困人口是最弱势的群体，而掌握政权的共产党现在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的政党，不可能真正关心贫困者。尤其是跟印度等其他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者不但衣食无着，就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只有任人宰割。张昕竹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扶贫当中的腐败现像就更加令人发指。他说：“腐败并不仅仅存在于扶贫当中，各个方面都有。但是在扶贫这个环节上，腐败更引起人们的痛恨。”
河南省上蔡县两位年逾古稀的农民李吾轩和姚学成就是因为不愿在家乡任由腐败官员宰割而背井离乡，忍饥挨饿，四处谋生。两位老人在向美国之音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与失望：
李吾轩：“我72岁了，属狗的。”
记者：“72了？那您还不退休啊？”
李吾轩：“退休怎办呀？没钱花，还得吃饭呀。”
姚学成：“吃饭都困难，别说花钱了。”
记者：“种地还吃不上饭呀？”
李吾轩：“我不种了。”
记者：“为什么？”
李吾轩：“种了还不够给那些当官的呢。这也提成，那也提成，农民种地自己都不够吃。不种了。”
记者：“这样的官你可以不选他吗。现在不是有乡村选举了吗？”
姚学成：“选举？谁选他了？他的官位都是掏钱买的。谁掏钱多谁当官。一个选的也没有。上面命令谁当啥谁就当啥。谁选他了？”
李吾轩：“我们村的书记用贪污的钱买了个副县长的职位。”
北京昌平区后白虎涧村的王美如认为，中国的扶贫项目大多是花瓶工程，给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为当官的脸上贴金和对外炫耀的扶贫项目，很多真正贫困的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她说：“他们现在报喜不报忧。贫穷人多着哪，我希望你们真要扶贫就到农村去，把钱发给老百姓。层层盘剥，老百姓根本看不见这个钱到底用在了哪里。”
在这次全球扶贫大会上，中国政府再次做出承诺，要增加扶贫款项，加大扶贫力量。可是青岛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刘志扬教授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说：“在中国这个腐败横行的国家，这笔款子恐怕到不了贫困农民那里。我在政府机构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分管过一些扶贫项目。那些钱很有意思。我们上面搞的项目很多，水利呀，科技呀，可是到下面一问，根本没人知道，那些扶贫款都不翼而飞了。到头来，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中国的农民老百姓知道什么呀？又能做什么呀？一盘散沙。他们又不能去游行，不能去示威。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后，美国之音专门向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刘坚查询了中国扶贫工作中的贪污腐败问题。刘坚表示，为了防止各级官员贪污和滥用扶贫资金，中国政府专门制订了一个所谓的“阳光工程”来增加扶贫的透明度。他说：“整个资金的分配使用要采取公开透明的作法，接受社会的监督，包括新闻媒体的监督。此外，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态度都十分 明确。凡是贪污、私分扶贫款的人都将受到比其他人更加严厉的惩罚。”
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腐败问题上使用这类语言已经五十多年了，到头来，腐败问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昕竹告诉美国之音，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彻底的改变，那么不论是扶贫中的腐败，还是其他任何领域的腐败，都是根本不可能减少的。
美国之音 财经纵横 2004年6月 第3卷 第6期 总第25期